如何藉由「兩岸協議處理條例」的立法，落實國會監督？連日引發正反討論，率先提議的立法院長王金平接受我的專訪說明原委

王金平認為，兩岸關係極其敏感，談判有時可能損及我們的主權而不自知；接下來的會談涉及主權的部分會更多，但主權的問題，不是行政部門就可以完全代表二三○○萬人，必須要有立法部門的參與，從憲法的角度來看，也只有總統才代表國家的主權，兩岸發展中許多須以法律定之的問題如果現在不處理，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下半年來台灣的時候，根本就不能談！

我問：院長提議應訂定「兩岸協議處理條例」，你的思考與動機為何？

王金平：過去這一個月，兩岸關係進展的迅速，幾乎超過過去十年的時間，兩岸之間能夠創造雙贏，共促繁榮發展，營造一個穩定和平的大環境，我不僅樂觀其成，也認同這是正面且有意義的演變。

但是，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我必須提醒，有三個面向必須注意，一是確保國家主權，二是維護國家安全，三是一定要顧及二三○○萬人民的權益。如果能掌握這三原則，兩岸間不論做任何方式的發展，國內都比較容易建立共識。站在國會的立場，也應該依據這三原則，對行政部門進行必要的監督。

特別針對第一點，兩岸發展過程中所有的協商與談判，難免涉及主權，而兩岸的問題如此複雜、微妙，談判代表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犧牲主權而不自知，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此我一再強調要用確保主權的立場，來處理這些問題。

兩岸協商談判，一定要透明、參與、監督。包括協商的內容、過程與結論都要透明化；因此兩岸問題的處理不是一黨所能完全掌控的，也不是一人可以獨攬的。

參與要有全面性，尤其是涉及主權的問題，這不是行政院可以片面決定的，其代表性並不足夠。而且要受到大家的監督，因而有國會監督法制化之議。

講個最實際的，陳雲林今年可能來台灣進行第二次的江陳會，下一階段的談判，若是貨運包機、截彎取直、兩會互設辦事處等這些問題，就會觸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規定必需要立法院決議、或是立法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法律明確規範，包括兩岸協議的審查、效力、與其他法律如有衝突如何處理，以及後續等相關問題等等，請問他來要怎麼談？能談什麼？我的出發點是提醒，不是要設置柵欄，這點要搞清楚。

問：據你了解，多數委員的看法如何？

王：經我提醒後，很多立委同仁前來索取資料，國民黨的比民進黨的更多，甚至有人主動分送，他們的反應多數是正面的，沒有人告訴我這樣不對。

問：但是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卻認為事前監督，在操作上有困難，你怎麼看？

王：所謂的監督，絕對不是只有事後監督一種，事前取得共識或是授權、監督，都是監督的一種方式。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不就是一種事前監督嗎？

而且，立法院監督的對象是陸委會，並不是海基會；立法院監督的內容，包括陸委會授予海基會多大的權力？討論議題的範圍？有沒有超過法律的規定？這些都在內。

兩岸問題關係全民利益，本來就是需要國內高度共識的問題，獲得人民支持，這點很重要。

如果兩岸在商談協議前，事前可與立法院各政黨多協商，這可以擴大陸委會推動政策的助力，也可以增加陸委會授權海基會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加長兩岸談判的縱深。江董事長曾經擔任立法院副院長，對這些應該都相當清楚，應該不至於反對才是。

對於立委上桌的問題，談判有談判的紀律，行政部門才是主角，多數時間是主談人在講，主談人未允許，其他人不可以隨便發言，頂多只能遞個紙條提供意見給主談人而已。

國會議員參與談判，民主國家有很多先例，杜魯門總統邀范登堡參議員參與美國加入聯合國談判，卡特邀參議員參與巴拿馬運河條約談判，雷根邀參議員組團督導日內瓦美蘇限制核武談判。在經貿談判時，國會議員參與更是法有明文，一九六二年貿易拓展法就規定，參眾兩院可各指定二人、兩黨各一，做為兩院的談判代表，由總統聘為顧問。

所以，立委參與絕不是主導談判，而是觀察整個談判的過程，蒐集相關的資訊，了解結論如何形成，提供給立法院參考，絕對不可能越俎代庖。

問：國民黨內另有人認為你藉此爭政治主導權，以及立法權侵犯行政權？

王：很多人習慣泛政治化，不要簡單一句話，就驟然下定義，行政權不足以代表國家全體，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請他們及早規劃相關法案，由國會進行監督，有錯嗎？

問：提出至今，黨內有人私下找你溝通嗎？總統府的五人決策小組有觸及嗎？

王：我不知道你說的溝通是什麼意思，如果是「疏通」，一個都沒有。決策小組會上也沒有，沒人問，我也沒提。

但是，我的了解是行政部門有來索取法制局的「協議處理條例」版本拿回去參考，他們會不會提出草案？或是法案內容為何？我還不清楚，相信行政院應該已經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了。

問：但是，行政院發言人已經公開說行政院與陸委會都沒有擬案的計畫，他們的態度很硬嗎？

王：我該說的都說了，已經盡了一個國會議長的責任，若不正視，那就看看將來回到立法院要如何以法律定之？要如何修法？事後備查，要看立委們如何處理？看看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了？！

問：這個問題既然這麼重要，不應該等閒，你會不會親自找劉揆討論？

王：…我會在適當的機會與相關方面溝通。我要強調，完全事務性的層次，國會不會去干預，但涉及主權這麼重大事情，若不讓各方參與，能行得通嗎？

問：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曾有此規劃，如今重新執政卻反而有所推遲，原因何在？

王：確實，早在民國八十六年就提出了訂定協議處理條例的想法，但因當時兩岸關係沒有明顯的進展，立法院沒有加以審議，後來因為屆期不續審，在立法院換屆之後，行政院在八十八年又提出了一次，顯然當時行政院認為有必要制訂這個條例。

國民黨過去執政時，都有這種觀念，現在再度執政，又號稱兩會已經重啟協商，更該與時俱進，否則，很快會因立法的腳步跟不上，或行政部門無法落實立法院決議，造成兩岸關係的擱淺。

即使是民進黨執政，七年半前，針對小三通，當時的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國安部門都有到立法院報告，現在難道不用嗎？

行政部門必須了解，民進黨已經是有執政經驗的反對黨，他們看得懂你的問題出在哪裡，你現在不做好準備，後面的「程序」會更多，這可以到時候用壓的壓掉嗎？

問：有人說，同樣是國民黨，以前是國民黨主流派，現在是少數非主流在執政，所以根本不一樣？

王：這是你說的，我沒這樣說，也沒意見。

問：有人認為兩岸正式談判要監督，會前的「密會」更要監督，蘇起在大選後與對岸的香港會談，可能違反兩岸關係條例的授權規定，國會將來怎麼補強這種不受民意監督的黑箱作業？

王：蘇起，他本人沒公開證實，因此本人不予評論。但依法，任何人與對岸談判，都要由陸委會授權，否則不可以去談協議。

選後兩岸有很多事情等待處理，而兩岸政策又是馬總統的重要政見，加上民進黨已經談了很久，國民黨接手這些成果繼續談判，可以說是順水推舟、水到渠成，才能有兩項協議的簽訂。就算可能有未上任就開始談的情況，也因為這三個原因，所以大家都沒有去關心過程和相關的規定。未來，也應該檢討法律上更明確的規範，趕快強化補足，落實民意的監督。

問：對於這次兩岸復談，有人認為新政府操之過急，掀牌過早，許多該爭的未爭，未來應如何避免與改善？

王：我沒有參與談判，所以不談個案。我只能說，那天江董事長來立法院看我，我當面告訴他，必須儘速就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問題制定專法，這是我深思熟慮後的決定，背後當然有我的看法。

這次在北京的談判，江陳觸及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的話題，依照兩岸關係條例第六條規定，必須先制定法律，才能依法許可，現在無法，這就不能談。至於貨運包機要截彎取直，這就是直航了，依兩岸關係條例九十五條，必須先經立法院決議，未經決議，你能談嗎？談了有效嗎？

問：改善對中國的關係，不能荒疏對美日的關係，包括軍售與安保問題等等，最近萊絲有些談話，頗具針對性，國會代表民意，未來可以扮演哪些更平衡的角色？

王：兩岸在「和好」的時候，更要注意安全，什麼人都無法保證和平，如果沒有足夠的自衛力量，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台美與台日的關係更要加強，不能偏執於某一方面。怎樣運用美日安保架構來強化台灣的安全，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事。

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尊嚴、人民利益、國家安全，必須厚植友我的一切力量，爭取適當的軍售，維持自身的防衛力量，讓人民能安心在台灣永續發展，也能爭取世界資金、人才、廠商進入台灣，在這些前提下，國會要扮演該做的角色。

台美關係在歷經低潮後，如何增進雙方互信，恢復緊密的關係，這是重要工作，休會後，美國傳統基金會邀請我到華府，也安排我與美國各界及高層會面，在總統與副總統受限於現實無法前往的情況下，我會好好向美方傳達台灣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