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哲學家康德在「論教育」一書中說：「人類最艱難的工程，唯政治與教育。」說明教育對於一個國家的興衰、國民的素質有著最直接的影響。台灣從一九九四年推動教育改革至今已十五年，教改的步伐十分艱難，教改的成果也備受各界訾議，但是開放、多元的改革方向則已經建立了基本的社會共識，也就是說大家認為教改可以更大刀闊斧的調整與修正，培養學子創造、自主的價值觀則不能走回頭路。

無可諱言，教改歷經多任教育部長走到今天，已經面臨必須深刻檢討的關鍵時刻。「七分入大學」這個大學過度氾濫導致教育目標錯亂的後遺症，就成為有識者除之而後快的標的。最近教育部為解決此一我國高等教育的「奇恥大辱」，計畫修法在現行畢業證書和修業證明書外，新增「成績證明書」一級，主張未來高中生若未達「每學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及格」的畢業標準，當年將不能報考大學；同時高中三年國文、英文及數學的必修學分未達二分之一以上及格，將無法畢業，企圖在報考大學資格上緊縮設限，以控制大學的新生入學「品質」，消息傳出後引起學生、家長與民間社團的一陣譁然。

要根本改善「七分入大學」這個問題，必須先釐清「七分為何可以進大學？」的核心本質，而不是陷入如何防堵「七分入大學」的枝微末節，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眾所周知，每年出生率已經降至二十萬名嬰兒數的台灣，卻增設高達一百六十餘所大專院校，造成了今天私立大學招生不足日趨嚴峻，學校經營者為了生存，抓到籃子裡就是菜，只要有登記就能入學、已無餘力再行去蕪存菁，於是出現「十八分入大學」未久，次年就由「七分入大學」所取代，大學整體水準每下愈況。

大學增設過度未符人口成長比例這個病灶，是不當的教育政策所導致，理應妥善引導大學進入公平的遊戲規則，由市場機制自然競爭淘汰，才是釜底抽薪之計；同時今年起，大學入學採計指考成績將新訂五％的最低錄取標準，這道入學門檻預計可將大學錄取分數至少提高到「兩位數」，這是最低限度的治標補強。

在這些應作為而可以更有效作為的範疇尚未充分施為之際，實無道理從高中學生的報考權益上橫加限制予以剝奪，這與多元入學精神豈不背道而馳？同時高中各校的成績等化亦有其困難，粗糙行之也將衍生公平性爭議；更嚴重的是，高中的治校應尊重教育者的專業空間，不宜由政府強制訂定單一標準過度干預，這是要不得的威權餘緒，與教育最珍貴的自由開放環境將扞格不入。

尤其矛盾的是，教育部一方面研擬限縮我高中生報考大學資格，一方面卻準備承認中國學歷並陸續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就讀研究所與大學。這些中國學生的高中成績，我教育部能在報考時採取一致標準要求嗎？若現實上無法實施，則對國內生嚴苛、卻對外國生大開方便之門，這是什麼教育政策？教育部難道準備拿台灣人民納稅而來的教育資源用以傾中生抑台生嗎？

由這些七零八落、缺乏全面觀照、甚至彼此牴觸的個別措施看來，馬政府根本沒有可長可久的教育政策，有的只是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淪為政治的工具，莫怪昨日有一四六位大學院校教授連署反對政府依附於中國的教育施政。除了對中開放的路線是明確的，這個短線操作的政府對持續教改不僅既無藍圖，想到哪就做到哪，決策過程並且黑箱獨斷，又何以見微知著、彌患於未萌？鑄就人才是強國的基石，不是實驗的白鼠，國家百年大計絲毫輕率不得，教育部主事者務必秉持良知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