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日早晨台北終於放晴了，恢復到六月三日上午一模一樣的清朗。
　

   這場雨，從六月四日驟然狂下，到六月五日凌晨四點，依舊未曾止歇，這場暴雨來的預期，但形式意外驚人，如同千軍萬馬的雨聲把天幕搞的像塊黑布，前一天的艷陽高溫彷彿在瞬間翻落到地平線下。
　

   與其說，雨，太吵，把我吵醒，不如說，心裏的一個聲響讓我失眠了。
　

   是的，是六四。
　

   這裡我將使用﹁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個詞彙，二十年前在台灣新聞界的主流語稱，而非﹁八九民運﹂。透過這個辭彙的連結，希望協助這一代人，﹁五年級生﹂(1961~1970)，快速進入時空隧道。
　

   ﹁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的，但它的後續影響卻是全世界的，這個事實，相信二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參與者，今天倖存或已罹難，都是始料未及的，儘管直到現在，網路打破了傳統藩籬，知識如同爆炸般的轟然而來，但仍有極大部分的中國人不知道或不理解。
　

   活著的人，尚有機會見證這個如同蝴蝶效應般擴散的事實，逝去的人，則永遠沒有機會了解自己居然創造了歷史，而且是世界性的歷史。
　

   為何提到在台灣的﹁五年級生﹂﹖中國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於這一代人，不至於偉大到是思想的啟蒙，但卻是更關鍵的行動啟蒙。這種行動啟蒙，如同野火燎原般，燒遍了大部分的青春時光，甚至進入血液中，成為共有的DNA。
　

   這幾天，台灣各個團體分別舉辦了大小不等的六四紀念活動，其中有個標榜五年級的團體豎起了旗幟在其中，讓我確認我的認定沒有錯，它不是片面的想像。
　

   我們這一代人，聽民歌長大的一代，介於四年級的台灣經濟新興起飛與六年級嚐盡富庶優沃甜果的中間，是個相對複雜的集合體，前段班與後段班隨著台灣發展的腳步有著比其他世代更大的差距，但是，六四這個刻印卻可以快速的成為共同記憶與語言。
　

   在台灣，對抗強權的浪潮，早有先行者前仆後繼，歷代的史詩弦歌不絕，近代衝撞民主的種子，自一九四七年來自國民政府那第一聲槍聲響起，就已經埋藏土地，它的發芽與成長，並未隨生活條件的竄升拔尖受到延緩，反而不斷的滋養茁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稱其為高雄暴力事件叛亂案）是個重要里程碑，當時所爆發的嚴重流血衝突，以及隨後展開的世紀審判，距今已經三十年，剛好早六四足足有十年之遙。
　

   甚至在六四的前三年，即一九八六年，台灣第一個反對黨在黨禁報禁的高壓環境下冒險成立，當年的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中有兩位一九四九年從中國來的所謂﹁外省人﹂，傅正與費希平，傅正是出面奔走邀集的關鍵人物。
　

   傅正留下了一句知識分子的名言典範，這裡一定要提出來，他說: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所追求的，甚至不惜以自由為代價，乃至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第一是民主，第二是民主，第三還是民主，除了民主，只有民主﹂。
　

   因此，論時序，八九年在中國所發生的六四，在人類呼求民主自由的道途上，或者限縮到華人社群的小圈圈，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後來的事件，﹁五年級生﹂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獲致民主養分，早有前輩可以追尋，但是六四為什麼還會對台灣這一代人造成震撼﹖
　

   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至今仍值得繼續探索。　
　

   二十年前的這一天，我已經在自立晚報擔任政治記者，相對於其他兩家報老板是國民黨中常委、甚至是老蔣侍從的報紙，自立晚報眾所周知是一家標榜台灣觀點的本土媒體，但是對於中國，當其他兩報服膺在小蔣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下的當時，自立卻已經在一九八七年派員突破禁令率先到中國採訪了楊尚昆。
　

   中國在北京的學生從八九年四月開始以祭悼胡耀邦名義出現集結活動開始，就已經引起自立社方的高度注意，並且逐步加溫，經由外電給予後續整起事件從醞釀到爆發的版面篇幅。
　

   北京學生提出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要求反貪污，反官倒、解放報禁、增加教育撥款、並提出民主選舉部分領導人等要求，演成大規模的示威抗議，由於符合國民黨自認的﹁反共﹂基調，當時，包括由國民黨所掌控的三家電視台在內等其他媒體，後來群起投入了報導行列。
　

   歷史是由許多拼圖構成的，不同的拼圖代表每個獨立的事件面向，對於六四，屬於中國這一個最大塊的拼圖，究竟整起過程的真相為何﹖是﹁大屠殺﹂、﹁屠城﹂﹖或是﹁反革命暴亂﹂﹖亦或是現在中國官方定調的﹁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裡無意探究，這要由中國的當代人自己述說。

   我始終相信，即使是一百個參與過六四的中國人，他們對當年上街的目的與期待可能都不相同，若是如此，外人又何必粗暴的下結論呢﹖
　

   甚至，更直率的講，臺灣人無權、也根本沒有基礎就﹁事實﹂進行界定，因為，當天安門前開始風聲鶴唳、傳出可能出事之際，台灣的記者多數已經退出現場，躲進下榻的飯店憑藉西方主要傳媒的二手傳播發稿了。
　

   不在現場，即無發言權，這是我對記者的定義。
　

   當年，有一位同業中彈受傷，被該報社以﹁英雄式﹂的角度在報面上宣揚吹捧，或許藉以促銷報份，但是新聞圈內私下廣為流傳，都知道他是被不長眼的流彈碎片彈跳所傷，地點在----飯店。
　

   我要講的也不是﹁蘇東波﹂的這一塊，儘管大家都了解，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幾個月後，東歐共產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宣告解體。

   這一連串的骨牌效應，是個跨時代的革命，也是了不起的巨變，它們與中國六四脫不了關係﹔甚至因為天安門前的慘烈犧牲，提醒並突顯了蘇聯戈巴契夫後來反對使用暴力的道德勇氣，阻止了後來東德共產黨的可能殺戮，東歐的政治版圖也為之改寫。
 

   做為一個台灣人，我要講的是我所看到的六四與台灣的這一塊拼圖。
　

   強調我所看到的，是因為人的兩眼有限，看到的也只是目光所及之處，加以畢竟歲月不饒人，二十年是不短的時間，在巨輪的輾壓下，當年的震驚、哭泣、憤怒三部曲已經塵封在深處，剩下的，是一種無法交換的情緒，或許只有我們這一代五年級生才能眉目示意吧。
　

   八九年，當時，蔣經國在前一年猝逝，因而就任的李登輝才接手一年，權力並不穩固，與國民黨的保守派成恐怖平衡，當年三月，他連要出訪新加坡，都遭遇外交元老沈昌煥﹁漢賊不兩立﹂的掣肘，足見政治氛圍如何。
　

   五月，天安門大學生的抗議畫面隨著電視與文字，每天都充斥在台灣人眼前，我剛才提過，這個事件不違背國民黨的﹁反共﹂宗旨，因此新聞撰寫與播出都毫無限制，國民黨的文工會甚至認為是一個﹁愛國教育﹂的最佳素材，在輿論操作上也隱約往著﹁某個方向﹂推展，一時間，全國似乎被一種集體意識所壟罩。
　

   等著看﹁共產黨垮台﹂，是一位國民黨要員對我的坦率之言。當年聽到這話，不覺得奇怪，因為學校教育長期的單一灌輸即是如此，他的興奮一點也不難理解;  雖然台灣學生不見得看到這一面，在春雷乍響前的沉悶空氣裡，大學裡所藉此呼吸的，比較是屬於年輕人理想、勇敢、爭取的這種注目與敬禮。

   這兩條不同的平行線，同時存在於當時的台灣，沒有交集，但仍共同成為一個合諧的曲調。　
　

   六月二日，情況已經有些詭異，在台灣看到中國解放軍的畫面，下一步會如何﹖沒有人敢亂想。我父親從這天開始，之前的期待愈來愈降低，焦慮開始瀰漫在他的行為中，晚飯時，我父親說，﹁糟糕，可能不妙了﹂，陪他一起盯著電視的我說，﹁不會吧﹗應該只是恐嚇，逼迫學生談判退場吧﹗﹂
　

   爸爸沒回嘴，但也沒理我。
　

   六月三日，情況果然升高了，電視本來就有擴大效果，西方媒體的高音量，真的嚇人，我去跑新聞、回報社，一路遇到的人全在談論天安門，進了社裡，雖然是小蘿蔔頭，但是聽到社方開始討論是否要趕緊增派資深人員前往。
　

   人還沒出門，三日深夜、四日凌晨，慘事就發生了﹗
　

   父親那段時間與我經常熬夜守著電視，早就被母親強制戒菸多年的他，不時走到院子裡看著黑夜的星空，似發呆，似踱步。這樣的現象在當時的台灣應該不是孤例。
　

   第二天，整個台北為之晃動，報社的外電接收翻忙到爆。很快的時間，國民黨開始動員學生社團到中正紀念堂﹁聲援﹂六四，當時的指令是，天安門廣場被解放軍推倒的自由女神像，要重新在中正紀念堂豎起來。記憶深刻的是，﹁歷史的傷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迅速成為新的流行與口號。
　

   流血鎮壓後，謠言馬上在台灣媒體翻攪，包括四大兵團圍攻廿七軍、王丹身亡、吾爾開希自殺，甚至鄧小平死了，全都出籠。
　

   提到了王丹，必須插播一下自晚的記者黃德北，後來他參與營救王丹，被中國政府逮捕拘禁，費了好一番功夫才得以驅逐出境。
　

   當然，後來共產黨沒有垮台，鄧小平與李鵬一個都沒死，國民黨也沒能反攻大陸，但是，國民黨終於可以向台灣人民﹁證實﹂，共產黨是萬惡的。這句話講了四十年，一直是形容詞，現在成了鐵一般的﹁結論﹂。這樣的文宣維持了好久，確實鮮有人挑戰。
　

   然而，歷史經常是吊詭的。許多人萬萬沒想到六四在台灣造成了兩股預期外的撞擊與發展，這兩條水流把台灣的民主化推向更快、更深的方向，這點台灣人沒想到，國民黨沒想到，民進黨沒想到，六四學生更不可能想到。
　

   八九年，國民黨在中正紀念堂開了個口，准許學生可以埋鍋造飯，第二年的三月，閘門洩洪，演成了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具有轉戾點作用的野百合學運。
　

   在此之前，台灣的民主運動是由政治運動的成年者擔綱，學運的開啟後，新的階段因此開展，沒有三月學運，後來的﹁老賊下台﹂、總統直選不會這麼快被搬上政治改革的時程。
　

   大家不要以為學運是理所當然的，當時的李登輝對這股力量又愛又怕，一方面希望這可以是他對付黨內元老的後盾，但也擔心被不可控制的學運反噬。
　

   當時，幾乎所有的勢力都試圖進入學運廣場，有李登輝的幕僚喬裝前去，與學生坐在一起，想了解情報﹔也有前一年在六四發生時公開捐款並砲轟中共的馬英九。

   一天，馬英九要來向靜坐學生致意，學生不知為何沒領情，當場踢了他一腳，只好悻悻然離開。
　

   三月學運時，我正在陽明山國民大會會場跑新聞，延續之前的二月政爭，這是台灣政治新聞極為精采的一段新舊交替鬥爭激烈時段，當時在山上飯店租了個房間，幾乎天天以會場為家，不眠不休的工作。
　

   文化大學的學生因為就近地利之便，當時就攻上了山頭，包圍了國大會場，要求老賊下台。這裡有段插曲，那天我看到學生來了，不由分說的立刻衝出會場跑到大門口，看到被憲兵堵在門口的學生，亮出我的報社名稱，很快的就獲得了信任，我要幹嘛? 我要他們修改亂槍打鳥的訴求，重點突破，點名幾個拒退的關鍵人物出來談判，不見不散。
　

   這幾個被我出賣的﹁擁蔣(瑋國)派老代表﹂已經七八十歲，當然不敢出面會見血氣方剛的抗議人群，但是消息傳回會場，被點名的幾位強硬派原本慷慨激昂頓時鴉雀無聲，學生兵臨城下起了震攝作用，原本中山樓會場議事因總統提名與國代退職案導致的僵持戲劇性的一洩千里。
　

   那是一段風起雲湧的變化年代，每天都有驚嘆號，每天都看到改革有所進展，而我深知，這是﹁六四﹂添加了油門。  

   後來，那年的五二零李登輝由老國代投票順利就任總統，六月國是會議召開，確立總統應由民直選的朝野共識，次年，一九九一年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民主的浪潮在台灣終於沛然莫之能禦。
　

   六四對台灣的第二條影響的軸線是，九0年代獨立運動在台灣上升到高峰，這種不能由他人代為決定命運、必須自己當家做主的願望，因六四的激盪，百花盛開。
　

   在此之前，國民黨是把﹁中國﹂與﹁中共﹂分開的，六四過度慘烈的結果，以及共黨整個政府內部的無力發出檢討異聲，於是﹁中共﹂等於﹁中國﹂，中間的等號出現，這個概念的轉換，而且是連續兩度的轉換，實為意外，但就這樣發生了。
　

   這條線的二十年後續發展，進而影響台灣內部最敏感的﹁認同﹂趨勢，是一條上升曲線，非常清楚的呈現在大家面前，已經不需贅述。  
　

   最後，有個台灣經濟發展路線上的影響，也拜六四之﹁賜﹂，不能不提。
　

   六四後，世界各國一致對中國發起經濟制裁，在強大的外部壓力下，中國為了生存，必須提出土地、稅率等更優惠的招商措施，這種經濟開放的巨大轉變，讓台商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搶赴對岸投資的族群，自此，台商與中國的經濟緊密結合，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部份，同樣的台商也利用中國的廉價成本做為生產基地，直至今日，如此的兩岸經濟型態繼續發演，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不正視與面對其存在。
　

   最後是個私人的題外話，受到六四的影響，次年的十一月，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這也是至今的唯一一次﹔那是個台灣黨政記者參訪團，到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也去了西安。
(90.11.3在北大)　

   九0年，走在北京街頭，映入眼簾的是滿地的大白菜，對岸負責接待的國台辦官員也特別提醒我要看大白菜。

   站在天安門廣場，無法想像一年半之前的在此的種種，看到一個武警，他閒散的坐在一條長椅上無所事事，我刻意跑去坐在同條椅子上，要同業假裝照我，但交代要一起把他拍進去。
　

   為什麼要有這麼無聊的動機與動作﹖

   下意識吧﹗想看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裡，這裡的人，這裡的事。
　

    累了，就先寫到這裡 ! 跳躍太快的部份日後再慢慢補充。

 (90.11.4在圓明園，日人贈慈禧太后鐵殼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