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

      許多維吾爾線上的朋友經常提醒敲打伊力哈木，他在新疆的朋友們也提醒他，——隨著維吾爾線上的影響力日漸擴大，他的話語權隨之被放大。同樣的話以前說和現在說，效果已經完全不同，很多人勸告他，說話不要太放肆，不能再向以前那樣口無遮攔。這種勸告對伊力哈木似乎是無效的，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經常不分場合地攻擊地方領導。
　　伊力哈木並不總能做到他極力想做到的理性。譬如他曾在分析民族政策的由來時，有時會傾向於陰謀論的解釋，作為一個幫觀者，我並不認為那種邏輯經得起仔細的推敲，就像所有中國人在試圖證明自己憑空的動機猜測有道理時，都會舉珍珠港的例子一樣。有時候，我知道去反駁珍珠港的例子並不成立（航母是海軍最重要的兵器，是珍珠港襲擊成功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共識，當時羅斯福等認為海軍最重要的武器是戰列艦而非航母，羅斯福知道偷襲陰謀把航母調出讓日本人撲空的說法顯然不合理），並不能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不同處境的人，在解釋同一問題時，會有完全不同的傾向，與邏輯能力與見識無關。
　　事實?述的真實性，在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劇烈的矛盾衝突中，符合不同人群共同生活經驗的、可傳播的觀念和事實，需要抽離具體的情境，甚至要有身份能完全超越的人才能得出，對維吾爾人、對藏族人、對漢族人（相對西方世界）都是如此，如果一個人身處其中並被強烈煎熬，卻能做到這一點，就實在有點非人類了。
　　邱曉剛曾這樣總結：“人們常常對弱小一方許多年後還努力維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議，然而考慮到他們除了訴諸道德別無平衡之術，也許該給他們更多的同情，一個處境逼仄的群體，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狹隘的，這需要理解。”
　　自去年奧運之後，伊力哈木情緒敗壞的時候明顯增多，當然，也因為他被帶去喝茶有關。那段時間，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只知道他支持鼓勵那些在北京入住酒店被拒絕的維吾爾人去打官司。——在他看來，北京與新疆相比，就像美國與中國相比。他常說，北京的國安也好國保也好員警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修養，知道文明執法，尊重程式，他也只敢躲在北京胡說八道。他曾自嘲，是不是我沒出息，在新疆我肯定不敢批評政府，我現在經常都不敢回新疆。但是在奧運期間煽動打官司控告民族歧視的，無疑是非常犯忌的行為。
　　有一次我到他家時，他才剛剛結束喝茶，情緒極為低落，他說我已經做好交代家產該分給誰該怎麼管的準備，我想我是不是該去坐牢了，這樣下去我實在受不了啦，我都說你們還不如把我拉出去槍斃算了。唉，我的這個腦子已經快不行了。我坐牢也好，槍斃也好，總算解脫了。
　　年初，伊力哈木有次電話裏突然沒頭沒腦的說，如果現在有人說要去炸汽車，我會說我不攔你們，去死吧，大家都死了才會有人在乎你們，唉，我不怕監聽，我就要說給他們知道。聽到這次伊力哈木被捕消息後，一位元朋友說，他心裏很難受，因為有天伊力哈木在ＭＳＮ上說，我們的人民要流了多少血淚你們才肯關心我們？他無法承受這份沉重，把他刪除了。
　　在這個時候，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達一種同情和理解，當一個人、一個群體無法知曉另外一個人、一個群體的處境和感受時，同情甚至都是淺薄的，僅僅是出於一種對自己良心免於不安的反應。
　　今天，我曾試圖回憶與他最近相見的細節，尋找到他會因情緒日漸失常觀念變化的跡象，沒有。雖然，他年輕的妻子和2歲的兒子突然被從阿圖什接來，讓我想起也許他是在做最壞的準備。但我記得最後一兩次見面時，他曾興致勃勃提出建議，等他再準備好一些資料，把一些想法厘清，由我執筆幫他系統整理記錄他的觀點，出一本書。“我要自己開印，既要讓漢族人聽到我們維吾爾人真實的聲音，還也要影響那些腦子不好使的傢伙，怎麼樣？我這個計畫想了很久，這次咱們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九

　　韶關出事時，我正在為別的事情焦頭爛額，好幾天後才上網看視頻看報導。
　　我覺得，它無疑是中國民族隔膜和民族矛盾不斷積累下來必然要引發的悲劇。
　　在漢族人看來，維吾爾人完全是法律上享受“超國民待遇”的特殊民族，因為內地城市裏，維吾爾族小偷極為猖獗，賣糕敲詐勒索者，甚至往往以暴力威脅，但員警幾乎不管。在內地漢族聚集區發生這樣的事情，維吾爾人形象可想而知。中國的民族政策，普通漢族老百姓很容易感受到其明顯的優惠性和傾向性，但一般不認為它不恰當，但是對維吾爾族人，人們顯然認為，他們是被政府縱容慣壞了。
　　在新疆本地與維吾爾人混居的漢族人那裏，這種感受就更為強烈。我的同行Ｃ，是從爺爺那一代就開始住在二道橋的漢族人。他認為，維族人可憐，受政府欺負，但漢族人更可憐，受維族人和政府的雙重欺負。在Ｃ的記憶裏，他從小到打就一直被維吾爾同齡人欺負，在胡同裏獨自碰到一群維吾爾年輕人時，只能硬著頭皮不看那一片敵視的目光，但往往還是要被肩膀故意撞一下，胳膊肘故意碰一下，至於日常生活中，維吾爾小攤販只針對漢族人的強買強賣則給他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刺激。直到1997年烏魯木齊抽調軍警大規模打擊“三種勢力”。——多少年來，我一直生活在沒有安全感的環境裏，看到我們自己的軍隊來保護我們。公共汽車、商場到處要開包檢查，但只查維吾爾人不查我們，哪個老維敢頂嘴，上去就是一槍托，要不就直接丟車上去抓走，我當時終於出了一口惡氣。Ｃ說，他剛到北京時，甚至都有抓住一個維吾爾人痛打一頓的衝動。
　　中國是個地域歧視和城鄉歧視極為普遍的國家，即使主流文化中也隨時充斥著地域性的歧視，譬如春晚的各種小品類節目就不斷地重複塑造一種身份和性格的偏見。不過，在社會封閉時代，它帶來的問題並不嚴重，並且它本身就是封閉時代的必然產物，但在開放時代，它的傷害性和副作用就明顯顯露出來。漢族人之間尚且如此，加上疆獨和反恐因素，則維吾爾人與漢人之間可想而知。
　　由於事關民族問題不得報導討論，只能依賴互聯網上私底下的傳播討論，維吾爾人是犯罪民族且不知好歹妄圖獨立的看法逐漸發酵升溫，這種觀點不但在《環球時報》培養的讀者那裏普遍存在，在自詡價值觀向西方看齊的人那裏也普遍存在。幾年前，“殺光這些維吾爾畜生” 的說法就在互聯網上出現，但在中國，這類不和諧的聲音一般會自動消失，但情緒卻並不會消失甚至因此升溫。

      所以，韶關民族衝突事件中，視頻中施暴者的殘酷和狠毒並非毫無來自。傳言中的強姦案本身就是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的產物。儘管傳言中，強姦—迅速破案－迅速釋放，再強姦－再迅速破案－再迅速釋放，還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十來天內。

      放在任何時候，它都不符合我們起碼的共同生活常識，但事發後，很多人依然堅信發生了連續的輪奸案——在一個維吾爾族工人只有八百人的兩萬人的大廠裏。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維吾爾族人就是這樣不可理喻的野蠻人，而政府則是不可理喻的縱容維吾爾人的政府，至於事後政府的說法，因為其公信力早已流失，政府的話肯定與真相相反。所以，在韶關的工廠，參與施暴的人根本不需要任何動員和任何事前組織，積蓄已久的憤怒可以一瞬間就爆發出來。
　　

      伊力哈木後來說，那不是鬥毆，是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仇殺。它當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是民族政策失敗的產物——民族仇恨驅動的一次民族衝突。
　　

      7月3日，我的博客上有人跟貼道：“牛博對維吾爾人遭受的慘劇失聲了。”7月4日，一個跟貼這樣警告：“如果涉及到漢回之爭，那我的槍只能對準你了，不許動，動就打死你，知道不，小子！”
　　

      當然，偏見不會對足夠文明的人產生行為扭曲的作用。廈門的一位朋友說，前些天，廈門的城管砸了一個維吾爾族人的瓜攤，市民們聞知後，紛紛跑到那個維吾爾族人那裏去買瓜，7月5日之後，他擔心那個維吾爾族人的攤子是否會被同一撥人砸掉，沒有。呵，廈門這偉大的城市。
　　

      如果官方對韶關事件出於其既有邏輯中的善意，故意隱去民族特徵，將之儘量克制地描述為一次刑事案，這種善意能有多少人領情。而那個倒楣的朱某，如果官方報導屬實，其實只是又一個“羅剛事件”中的“梁少南”而已，我不知道他會遭遇什麼樣的懲罰，處在他那樣的位置，無意中觸碰引發的一連竄大規模的血腥暴行，是否會讓他在日後依然認為，他或許不該寫那個帖子，至於維吾爾族人，他的看法卻一點沒錯？
　　

      施暴者炫耀功績的視頻被上傳到網上後，視頻內容本身以及大量跟貼者盛讚壯舉的言論，對維吾爾人的刺激可以想像。
　　

      在平時，維吾爾人可以上網看到漢族人對維吾爾人的討伐和仇恨，但漢族人卻看不到維吾爾人的聲音。來自維吾爾人的這種情緒恐怕要更複雜更為強烈。我幾次聽過新疆的漢族朋友說，如果沒有“維獨”，我們沒准會支援自己搞疆獨，央企把新疆的資源全部搶走了，我們什麼都沒有，十大富豪裏，一多半是從內地跑這裏沒幾年就閃電發家的。

      新疆本地漢族痛恨的物件往往清晰而具體，維吾爾族人的痛恨則往往會遷移到整個漢族人身上。我在做維吾爾族流浪兒從事小偷問題調查時，也聽到有反扒組織成員說，有次抓到小偷，對方理直氣壯搶人，說，你們到新疆搶了那麼多東西，我們才偷了你多少東西，你能搶我怎麼不能偷？這個邏輯把反扒組織完全聽傻了。
　　

      我的那位同行Ｃ，近幾年回新疆時，驚訝地發現，周圍很多漢族人開始同情維吾爾人，覺得維吾爾人可憐，政府什麼也不給他們，工作機會也沒有。而在以前，維吾爾族人針對漢族的攻擊行為特別多的時候，周圍沒有人不恨維族人的。
　　

      ——回到韶關事件。近幾年，隨著嚴打三種勢力，新疆的治安秩序大為好轉，但在維吾爾族的部分群體中，生活發展空間卻日漸逼仄。為緩解新疆本地尤其是南疆維吾爾族社會巨大的失業人口壓力，於是有了政府組織大規模勞務輸出的決策。據“維吾爾線上”斑竹海萊特介紹，一直盛讚資本主義、堅信經濟終是解決一切問題最重要途徑的伊力哈木，和他討論這個問題時，一致讚美這項在他們看來是遲到的舉措——任何一個農業民族變成工業民族，都必須經歷遠離家鄉、拋棄土地走進工廠接受雇傭剝削的痛苦洗禮，不如此，無法從農村進入城市，也無法由傳統走入現代。
　　

     不過，這個在內地是以自發力量驅動的人口流動，在新疆，是以強烈的計劃經濟的方式進行。一個英明正確的政策，只要通過官僚系統的動員執行，它必然帶有這個官僚系統各級組織成員執政水準的強烈印記，它甚至決定了一項政策最終效果。上層出思路，中層分任務，基層則粗手粗腳落實任務。如同內地許多地方搞計劃生育一樣，勞務輸出在許多地方伴隨著各種不可思議的強制和懲罰性手段。一項本應該緩解民族問題的政策，在執行中出現了大量足以抵消其積極意義的反作用。幾十年來，中國的民族政策莫不如此。
　　

      而韶關事件視頻裏，那些操兩湖口音的施暴者，並不知道四千公里外，那些同為勞工的維吾爾族人是怎麼來的。據一位元此前曾報導過新疆勞務輸出的同行介紹，勞務輸出主要是女工，那些男性勞工很多是怕他們正愛戀著的古麗們到了內地會被人搶走才積極報名的。
　　

      韶關事件，檢討的不應當是當地企業——他們未必真需要千山萬水從新疆組織來的勞動力，他們原本就擔當了一部分可以不承擔的促進民族關係的職責。需要反思的是，政府動用其強大的行政動員能力時，完全未考慮到社會和民族情緒，未考慮到其行政動員能力本身帶來的巨大副面效應。7月5日烏魯木齊騷亂發生時，談到韶關事件，一位新疆本地的漢族同行這樣說：“你讓天生經商的民族去種地，去打工，這和組織販黑奴販豬仔有什麼差別，新疆的石油工業不允許維族染指，卻假惺惺讓人家去廣東打工。中石油在非洲都不敢這麼幹，非洲規定必須雇傭本地多少工人，就這樣，蘇丹反政府武裝仍然不幹，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才綁架中國工人。 ”
　　

      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對各自在國家所處地位感受截然相反的例子，並非只有今天的中國，當年蘇聯的情形與今天的中國幾乎完全一樣。但專制國家並非總是如此。伊力哈木曾對我說，毛澤東的時代，新疆的民族關係比現在好得多，相比之下，也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對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他縱有千般不喜歡，也因為這點會懷念那個時代，會感謝毛。立在喀什噶爾清真寺對面的毛澤東像，據說是因為當地人阻攔才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在二三十年前消失。認為毛的時代民族關係比今天更好，在新疆幾乎是各民族的共識。然而，解釋卻千差萬別，最愚昧瘋狂的，莫過於認為那個時代的民族關係是靠王震的槍桿子出政權的結果。
　　

      在我個人看，無論你認為中國今天的民族政策有多糟糕，漢族是一個多麼缺乏與異族擁有共同生活經驗的民族，尤其是與文化、種族有迥然差別的民族，但中共建立政權後，它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論大幅提高了漢族人的政治文明水準，在觀念上，是革命性的巨大進步。甚至它在一段時間裏，可以因民族政策實際執行的效果，有足夠自信去嘲笑某些西方發達國家。此前，烏魯木齊的名字是帶有民族歧視色彩的“迪化”，它是一座長期執行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政策的城市。

      然而，毛時代實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用的是複雜問題簡單處理的手段，即國家控制了一切社會資源，控制了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老病死。高度意識形態的政黨，以超民族面貌出現，它只要在社會資源的調控和對社會成員的控制上，採取均等和稍稍的向少數民族傾斜的政策，就必然會贏得各個民族的基本認同。但這種社會組織卻是以低效率和高昂成本運行的社會，它必然無法維繫。
　　

      改革開放後，民族政策中甚至加大了傾斜的力度和具體範圍，但社會的資源分配和機會分配，顯然已遠非國家能直接掌控，在民族自治區，民族政策的調整範疇應適用於一切領域，而非只由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政府機關以及文教衛和國有企業，但問題是在這個國家，有些法律是永遠只寫在紙面上的。而不在其調整範圍的地方，市場經濟追求效率的必然邏輯下，只要是市場機會認為雇傭漢人就更便捷，便會無情地排斥少數民族。如果加上當地國家機器的加速腐敗，資本對權力的腐蝕，央企對地方的掠奪。縱然真有對少數民族的千般照顧，維吾爾族人的日益被邊緣化和生存空間日益狹小，便是無法阻擋的自然趨勢。
　　

      7月6日淩晨，我和Ｃ兩人守線上，一邊互相報知對方最新資訊，一邊討論新疆民族問題的癥結和由來。Ｃ的家在烏魯木齊領飯巷和新華南路一帶的維族聚集區，他父母住在一幢混居著維漢兩個民族的居民樓，他的父母在外面沸反盈天的喧鬧聲中坐臥不寧。Ｃ說，無論如何，我下次回去一定要讓父母親搬離那裏，今夜之後，兩個民族肯定會埋下新的仇恨的種子，那裏絕對不能再住了。
　　

      同時線上的，還有一年前我在烏魯木齊碰到的大牛，他感慨道：“不幸一語成讖，《烏魯木齊篇：找個肩頭痛哭一晚》。我特別難過，像我們去年奧運會前的那次二道橋大酒，會不會成為絕唱？”
　　

      7月7日，更大規模的騷亂。在緊張焦慮和難以言傳的傷痛中，我突然想起我竟然又忘記了寫楊增新這個人。我用心尋找這個人的資料，是因為幾年前在一個論壇潛水時，看到一個向上級政府反應地方民族政策問題的公開信，第一自然段中就出現了當年“楊增新將軍”如何如何的字樣。這個1928年7月7日遇刺身亡的人，居然在80多年後還被人記起，這是怎樣一個傳奇的人物。在包爾汗、廣厚的回憶錄中，對這個雲南蒙自人平靜、誠懇的懷念和追憶之情頗能動人。我曾和伊力哈木爭論過這個人，伊力哈木認為他是個搞愚民政策的混蛋，在我看，他是中國舊文化訓練出來的傑出統人物，只有曾國藩堪與之相比。我一直想為之寫個長篇，告訴迷信槍桿子的憤青，無論是在民族問題還是對外爭取平等上，有一種力量、智慧和藝術，是他們完全不懂的。
　　

      7月8日淩晨，伊力哈木被捕。我第一次與伊力哈木深談時，就有強烈為他寫傳記的衝動，一半是對這個人的傳奇和能量的由衷崇拜，一半是為他身上的東西所打動。
　　

      我做事從來喜歡拖拉，但我在內心答應自己的這篇關於伊力哈木的文章，拖拖拉拉卻是由於某種隱約的怕，就像我始終不願靠他太近的緣故。從伊力哈木給我電話開始，我枯坐一夜，很多東西想寫，讓我坐立難安，卻敲不出幾行文字。連續不眠，終才寫出半篇，卻為發佈與否猶猶豫豫，我徵求意見，只為獲得鼓勵。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當所有的人都建議不發時，我發現，專政的恐懼在於人內心中自身的恐懼，恐懼是會互相傳染的，這個是可以克服的。
　　

      當我回撥伊力哈木的電話，總是提示已轉移至人工呼叫時，我發給他一條短信，希望他還能看到：“你一定要堅持住，好好活著。”
　　再見，伊力哈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