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敦義在就任閣揆前夕前往香港的旅費，一度向立法院請領十六萬餘元的公費，稍早在國會被反覆詰問漏洞百出，昨天又被民眾以貪污罪嫌向高檢署告發要求偵辦，其實，吳揆整起先請款再退回的過程，是脫胎於所謂「大水庫理論」的翻版，政客考慮法律問題或政治效應，能拿就拿，搞砸了就還，真是風行草偃，蔚為風氣。

關在牢裡的陳水扁，已然破產，不足為訓，但是這個以操作扁案來自命「反貪腐」的政府，實況又是如何？當然要接受同樣的檢驗。

吳敦義為了向立法院領具出國費用，因此趕在期限內非要就近跑了一趟香港，匆匆一天來回也不以為忤，然而連鐵板神算也沒料到此行竟引起軒然大波，所有的細節被攤在陽光下，吳敦義深知錢的這一關難逃炒作，為護「名節」因此迅速採取補救措施，大概就是此次香港行故事的主要梗概。

這樣的情節若坦白無諱，是很低層次的人性問題，要解決很簡單，但是吳敦義複雜的腦袋卻以逃避的本能應對，因此當眾又掉進了自掘的陷阱，反而失了顏面。

例如，吳揆在答詢台上說十六萬是助理去領的，他沒有蓋章，然而依照公務機關規定，助理請款需要檢附當事人來回機票、旅館等收據，這些單據假使不是吳交付的，難道是助理去偷、去搶而來的？這可是非常嚴重的指控！若是吳自己要助理去申請的，刻意強調沒有蓋章這算是哪門子的品格？

同時，吳揆承認十六萬進了他的戶頭，他認為不妥因此退回，引人好奇的是，這錢是幾號匯入帳戶的？吳揆又是幾號退還立法院的？一來一往是「無縫交接」？或是耽擱期間有關鍵事件出現？這個模式與有人把錢匯出國給女兒花用，事發後再臨時趕辦大筆捐款的作法有無神似之處？

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句話吳揆自己才公開講過沒多久，今天再度化簡為繁，令人浩嘆，果真是知易行難，政治人物的誠信實在不值一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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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一長假期間貼個應景的

給大家共賞

作者: 王容芬   回首與反思（轉自德國之聲）

中國共產黨憑著憲法賦予它的執政黨地位，憑著該黨中央軍委的兵權，連續執政六十年，破了專制主義的世界紀錄。逢大慶典，古今中外都有大赦天下的慣例，中共竟以限制公民言論和行動自由為代價，向國際社會炫耀武力。作為党國曾經的屬民，我深感奇恥大辱。

紅旗下長大

我是五星紅旗下長大的，出國前沒離開過北京，從小學到大學都在海澱。剛上小學時，學校還沿用培元學校的名字，它是中國基督教佈道會二十年代創建的，教堂也是禮堂。念到二年級，區委派來一個年輕女校長，換下當了42年校長的基督徒祁國棟先生，我們最喜歡的老師，祁校長的小兒子也被抓走了。學校改了名兒，新名兒取自學校旁邊兒那個死水坑"泄水湖"，禮堂裏不許做禮拜了。祁校長住的跨院兒裏有個福音堂，全海澱的基督徒都改在那兒做禮拜。後來福音堂改成了海澱區圖書館，基督徒們只能在家裏做禮拜，這是家庭教會的來源。1954年共產黨頒佈了第一部憲法，裏面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它的潛臺詞是：沒有傳道的自由。第二部憲法乾脆挑明：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家庭教會由此成為違憲組織，父母給子女講解《聖經》也是違憲活動，消滅宗教是黨政國策之一。

念完小學，我考進離家最近的一零一中，這所來自延安的貴族學校首次對平民子弟開門，我居然成了毛遠新們的同學。一零一不是北京中學的順序號,而是學生家長郭沫若給起的名字，取自毛澤東的"百花齊放"。 郭沫若有一本詩集叫《百花齊放》，一首詩寫一種花兒，第一零一首壓軸，叫"其他一切花"。我進一零一那年趕上反右，百花凋零，教導主任路開先生被打成右派，發配外鄉。在一零一的三年初中，是我一輩子最不開心的三年。同學依著父母地位分等,連伙食都分等，甲夥每月九塊錢,乙夥六塊，丙夥三塊。我媽的雜貨鋪被公私合營了，其實是沒收了，她從來沒拿過股息，枉頂了小業主的帽子。小業主的工資只有十三塊，我連丙夥都吃不起，從家裏帶飯上學。儘管我吃得最差，穿得最破，卻被學校當作剝削階級子女，劃入另冊。五十年代共產黨實行供給制，幹部家庭每一個孩子配一個保姆，那些高幹子弟連手絹都不會洗。我是我們家的保姆，負責做飯和拆洗縫補全家的穿戴、鋪蓋。寒假暑假，出身好的同學們跟著父母去北戴河度假，我這個剝削階級出身的得打工掙學費。

光長年齡不長個

高中我考上了外語學院附中，這學校高幹子弟鳳毛麟角，同學都跟我出身差不多。老師也不勢利，只看成績，不認家門。我們都在青春期，趕上國家折騰窮了，勒到了小孩子肚子上，男生定量三十斤，女生二十八斤半，我和幾個小個兒女生只有26斤。老師號召節約糧食，我每月節約下6斤，支援災區和班上吃不飽的男生，餓得經常休克，光長年齡不長個兒，衣裳越穿越肥。高中三年，是共和國最慘的三年，退到了配給制的底線，什麼都憑票購買，除了糧票，還有糖票、肉票、布票以及買魚買菜買豆腐的購貨證。一人一年發一尺布票，難怪赫魯雪夫說中國五個人穿一條褲子。畢業那年毛澤東不主事了，陳雲調整經濟，立竿見影，糧食定量長了，人也長個兒了。原來發展生產不是難事，當權的無為之治，老百姓就能養活自己。

有位同學保留著高中畢業合影，給活著的同學每人印了一張。二排右起第二個是我，四排右起第三人是我們班長張久興。他是高幹子弟，放棄保送大學的機會，當了兵,學校給他披紅戴花，大家敲鑼打鼓把他送上接新兵的軍車。張久興天生當官的料，一路上升，當到團長，文革中反江青，被整死了。前排右起第一個女孩子也是高幹出身，她的成績不好，上不了大學，進了公安學校，文革初期進了公檢法領導班子。我入獄後有幾位同學試圖請她幫忙，她索性和大家斷絕了一切聯繫。文革結束時，這人從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位子上掉了下來，至今與我們沒來往。

桃園經驗

高中畢業，我直接升入外語學院，學的還是德文。一上大學就趕上教育革命，每學期半個月勞動鍛煉，一年一個月。外語學院是練嘴皮子的，沒有勞動條件，黨委把伙房的大煤堆當成教材，一個班一鍬一鍬、一筐一筐搬過去，下一個班再一鍬一鍬、一筐一筐搬回來，暴土揚塵，熱火朝天。學校發給澡票，幹完活兒可以沖個淋浴。煤末子透過幾層衣裳，一天下來，肉都是黑的。我的慢性鼻炎就是這麼來的。

幹了兩年搗煤的教育革命，中央下達了新任務，停課下鄉四清。所謂四清，就是整農村幹部，"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這個算不到毛澤東頭上，是劉少奇兩口子出的點子。我們下去之前先學習第一夫人的"桃園經驗 "，就是她在北戴河附近桃園大隊蹲點悟出來的全套整人經，"桃園經驗"是當作中央文件傳達給我們的。

外語學院第一次去的地方是北京朝陽區王四營公社，我們的任務是紮根串聯發動群眾整幹部。在那裏呆了三個月，又被派到山西晉南襄陵縣，白天學習，晚上整人。幹部們白天下地幹活，晚上挨整。派下來整人的還有縣裏、專區和省裏的幹部及軍官，他們整起人來比學生狠，逼死人命的事時有發生。運動後期"割資本主義尾巴"，割到了農民頭上，農民的頭銜是公社社員。社員們房前屋後的自留地全被割了，叫做"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建國以來的各種運動都有人研究發掘，好像還沒人研究四清運動，這場運動純粹是勞民傷財、倒行逆施、與幾億農民為敵。

在山西，我認識了"四類分子"這個概念的實體，"四類分子"指地、富、反、壞， "反"在鎮壓之列，故沒遇見，"壞"是遊手好閒者。四類分子不能與社員和幹部一起開會，我負責四類分子。每次開會他們都例行公事檢討自己，一點小事都要上到"留戀舊社會、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綱上。偷是農村一種約定俗成的分配方式，家家偷，人人偷，只有四類分子不偷。那個地方有種陋俗，後來聽說全山西都這樣，還有說全中國都一樣的，就是夫妻之外的朋友制，男的女的幾乎都有性夥伴，只有四類分子不從此俗，特別是壞分子，從本能上鄙視這種劣俗，他們不僅兩袖清風，還清高。如果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農村有道德楷模，只有四類分子當之無愧。

文革開始

從山西回來沒上幾天課，文革就開始了，也是先學中央文件，這回是《五一六通知》。我們這一代學生沒有吸收五七年學生右派的教訓，憑著理念和激情給黨委提意見。我對教育革命有一肚子意見，學生不上課，學不到知識。那時毛澤東在清水洞尋歡，劉少奇坐鎮北京，主持中央，派下工作組來，鎖上校門整學生。凡提過意見的都被打成反動學生，我也成了批判對象，我的名字被打了仨大紅叉叉，鋪在路上供人踐踏，每天三頓飯，我都踩著自己的名字進飯廳。

同學們是被工作組煽動起來的，情有可原，我至今不理解兩位愈置我于死地的名師，這之前她們沒教過我一堂課，我對她們也只能仰視，沒有請教的榮幸。一位是英語系年輕的黨員教師Z，從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傳譯席上趕回來，寫了一張聲討全校反動學生的大字報。我那打了紅叉叉的名字夾在當中，她的簽名在第一位。後來這人成為毛澤東貼身英語教師，我和那幾位被她點名打叉的同學不過是她升騰中的幾粒微塵。另一位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夫人Y教授。Y教授領銜的大字報只針對我和系裏另外一位反動學生，批判之外，還有揭發。Y教授年過花甲，官至系主任,該退休的人了，還追求什麼呢？縱使把這倆學生打入十八層地獄，她又能升到哪里呢？她登臺控訴，不是追求個人私利，而是把我們當納粹時代的猶太人對待。

三十年後，一位不曾傷害過我的老師向我道歉，說他當年放棄了教師的職責，沒能保護學生。如果這話從Y老師口中說出，我會倍受感動。我們畢竟是中國人，當守天地君親師的名分。Y教授活到近百歲高夀，經常給德國人回憶往事，可惜到死都沒有提過文革中喪失師範的那一節。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劉少奇的工作組撤了,校門開了，我和幾位同學一起去北大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掌了權，草地上一大片脖子上掛 "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牌子的老師，被造反派監督著勞動，人的尊嚴喪失殆盡。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暴力沖出校門，社會進入無序狀態，抄家、游鬥成了街景。我媽從小業主晉級"資本家"，胸口別著黑牌上下班，招來紅衛兵抄家，掘地三尺。學校裏開始死人，法語系一位有法國妻子的老教授不堪淩辱自殺，跟著是校醫室的黃大夫，紅衛兵抄家搜出一張黃埔軍校畢業證書，校長蔣介石的簽名要了黃大夫的命。學校旁邊湖南公墓裏齊白石的墳被扒了，白骨放在操場主席臺上,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批鬥。

反抗工作組的造反派掌了權，我那短暫的反動學生履歷成了光榮歷史，八月十八，我被外語學院革委會派去天安門廣場參加首都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做報告的是幾年沒露過面的國防部長林彪，他嗓音尖冽，不像個軍人，每一句都聲嘶力竭，讓我想起紀錄片《條頓艦在行動》裏希特勒的演講。林彪的叫喊從十幾個大喇叭裏傳出，亂糟糟地像打群架。最後，林彪喊四個萬歲喊劈了嗓子，仿佛準備就義，又像要跟誰拼命。

後來是一個女紅衛兵講話，另一個女紅衛兵給毛澤東戴袖章，穿軍裝的毛澤東揮舞戴袖章的胳膊,喊"紅衛兵萬歲！" 廣場上立即相應，一浪浪山呼萬歲。我不是紅衛兵，沒有軍裝，也沒袖章，裹在瘋狂的人群裏，直感到世界末日了。軍委兩主席聯手運動群眾，對付他們的黨內對手，不惜混戰全中國，啟用娃娃兵。八一八承認了紅衛兵的合法地位，承認打人有理，殺人有功。那時公安局還沒砸爛，大院裏堆滿死屍，據該局統計，從紅八月到九月初，有名有姓的屍體有1700多具。

致信毛澤東

紅八月後，我給軍委主席毛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而是一個人用槍桿子運動群眾"。為這封信，我被判無期徒刑，托鄧小平先生的福，只囚了十二年半，原來的"惡攻"罪改成"反對林彪、四人幫"，無罪開釋。出來趕上改革開放，趕上審判林彪、四人幫。中國走正道了，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和尊重。

我也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跟著飽經滄桑的費孝通老師做社會調查。費先生受到國際國內敬重，榮獲社會科學裏的諾貝爾獎馬林諾夫斯基獎，當上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總書記胡耀邦為他的《小城鎮，大問題》寫序。費先生越發臨淵履冰，小心過了頭，幹了一件千古昏事，把別人寄給他的紀念反右30周年的信呈交統戰部，引起一場整知識界的運動，導致黨內角鬥，最終把為他寫序的胡耀邦拿下來。

一九八九

共產黨生命不息，角鬥不止，拿下胡耀邦的人很快失勢，而且成為老百姓反腐敗的靶子。後來的黨內鬥爭沿襲文革，代替中央文革小組的是趙紫陽的智囊，這次沒能動用槍桿子運動群眾，運動的對象也局限于京畿學生。與文革重大不同是，對立面過於強大，動用20萬大軍進京。這是對付學生，還是防止政變？在陰險與野蠻的黨內決鬥中，學生和市民成了撕了票的人質。這場屠殺，毀了上千條年輕的生命，也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修補的形象，中國從向民主社會過渡的國家變成了專制主義的典型，成了國際社會的壞人頭兒。政治形像的毀滅也為剛開放的經濟套上國際禁運的大鎖，使國民蒙受巨大損失。

我在槍聲中匆匆離開那個草菅人命、踐踏人權的國度，比我的同胞多享受了二十年天賦人權。回過頭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又連續執政二十年。二十年裏，這個黨部內團派、太子党沒有停止過內鬥，且愈演愈烈。和歷次黨內鬥爭一樣，遭殃的是老百姓，甭管什麼憲章什麼盟，只要粘上為對立面說話的嫌疑，就更倒楣。

中國人絕不能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哪一派上，只有民主取代專制，中國才有出路，百姓才有活路-這是我在党國四十年換來的一點點覺悟。除了民主，我以為中國最缺的是普世價值。精英們本該是道德楷模，領導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們中間卻不乏為虎作倀者，引導良民生活方式。放棄普世價值、六十年長跪不起的精英賢達是專制主義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