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當中，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風格，基本上是階級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是統治階級，應該以統治階級的角度去處理他們面對的問題。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瞭解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很難經由寧靜革命就可以完成。

  

台灣的統派文人其實生活在雙重社會。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士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是生活在兩種不一樣的精神生活中。一方面他高喊民主、自由，認為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肯定他自己的進步性，但實際上他們卻又生活在封建世界中，必須以封建思考去處理他周遭的問題。就他們來說，他們或許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生活在台灣所碰觸的問題，是統獨問題，思考更深刻的人會認為是民族問題，但繞回這些人所受到的文化影響，那也是一種中國式的階級問題。不僅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也是封建與近代社會的對抗問題。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心靈世界中，本省人與外省人本來就不是相同地位的一群人，不應該接受相同得社會待遇、處理相同得問題。這樣的階級觀點讓他們深深認為本省人不應該騎在他們頭上。

  

對他們來說，這不叫歧視，這叫秩序，只要按照君臣父子的倫理運作，就是一個國家最好的發展模式。

  

因此，當他們在處理有關民主、自由時，那不是現實的事物，而是遙遠的試題，會做與否僅僅涉及統治社會階級的內部晉升問題，但絕對不涉及要不要實踐的問題。你會看到許多統派知識份子將西方近代國家那些民主、自由等等相關概念講的天花亂墜，甚至什麼精深理論都屬於他們研究的範疇之一，然而就實際運作來說，這些都不是虛構的。只要碰觸實際問題，他們心中所要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東西。

  

檢驗以往在台灣那些知識份子，統派知識份子那種階級、強烈隱含與民主社會對立的概念與作法就不用說了，連那些高唱民主、自由的人都這樣。李敖是戒嚴中期最強調民主自由的外省知識份子，龍應台則是戒嚴後期最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先後在台灣完成中學及大學教育，人生的過程中，在台灣活動的時間遠高於在中國。其次，他們的文章當中，對自由、民主的論述與強調都特別鮮明，也曾經先後被認為民主、自由的強烈擁護者。不過他們面對台灣逐漸民主化時，卻和他們在戒嚴時代的言論不一樣，一一退回保護專制、獨裁，甚至是他們痛恨的國民黨，乃至超越國民黨，去擁抱比國民黨更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這樣做，可以解釋為中國nationalism所產生的反應，也可以解釋為追求統一理想下的政治動作。但將他們這樣的動作與他們之前的一些行為進行比較，卻出現難以貫穿解釋的邏輯合理性。我們認為統獨、階級都可以解釋，而最清楚的，應該是他們內心中的中國文化。看過李敖以往的批判文章，在看他到中國去講話的言論，讓人無法理解這兩個時期的李敖是不是同一個呢？這樣的疑問也出現在龍應台，他可以一方面批判國民黨，一方面要發揮延安精神。一個人怎麼可以用近代國家標準去要求一個戒嚴政權，卻又歌頌比國民黨戒嚴政權更封建保守、沒有人性的中國政權呢？

  

這樣的行徑其實與南方朔那些矛盾的文章有相通之處，不是他們不懂其中重大差別，以李敖的精明，龍應台受過西方教育的狀況，甚至南方朔在社會上應對進退如此長久的狀況下，他們不應該犯下那麼嚴重的矛盾錯誤。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中國文化的訓練，讓他們內在邏輯中認定，只要和那樣文化的中心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心中就擁有合理的狀況。那應該算是儒家文化「秩序」的一部分。或許他們也批判儒家文化，就如同李敖強烈反儒家文化一樣，但一涉入中國文化之中，他難免又陷入那樣的情境。「我必須在這一個應對當中，爭取自己必要的階級提升，但我不應該將低我階級的人，也認為應該享有與我相同一樣的待遇。」

  

李敖高喊民主、自由，就我們這些台灣本省人來看，他真的替台灣人講話。但你看他對爭取民主、自由行動派的那群台灣人，就根本不將他們當作與自己相同的一群人。「只有我當老大，沒有你當老大」的狀況。這些人都這樣了，像李登輝前總統這種爬上他頭上的台灣人，更是他看不起的人。所以他用心血去批判李登輝前總統的政權，甚至不惜與他以往批判的人站在一起，對抗給他民主、自由的人。

  

我們對李敖的觀察，相當程度在於他強調與胡適、雷震、殷海光等等民主人士相牽連，也和他的論述合在一起看。但我們不知道在李敖的心中，胡適、雷震等等是和他在同一個階級的人，在此所謂爭取自由、民主，基本上是李敖「我們這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不是全民的自由、民主。李敖之所以反國民黨，不是反對國民黨對全民的白色恐怖，而是反兩蔣對連他們那樣階級的人也白色恐怖，從而讓他們那一個階級沒有民主、自由。如果我們再從他對他老師嚴僑的態度，更可以瞭解祖國的重要性高於他心中的民主、自由，一旦祖國需要，他都可以放棄民主、自由。這在他解嚴之後的表現可以瞭解。我們從李敖以往的論點，看出他的確講民主、自由，忘記他的民主、自由是有「秩序」的。

  

龍應台也是一樣。他當然會批判國民黨，因為那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展現在文化上的行為，然而一旦碰觸到全民民主、自由的問題時，他就縮回去他的我群階級利益之中了。龍應台與李敖都有矛盾特性，但兩者不一樣。李敖如中國人所批，他是流氓、痞子，敢言人所不敢言。但李敖同一篇文章內部的邏輯，沒有強烈明顯的矛盾，要抓他的問題必須從他早期的主張進行比對。龍應台的文章是：長在時間內的比較，出現矛盾；在同一篇文章內也出現矛盾。龍應台一方面要透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強調他高人一等（甚至高所有中國人）的地位，但又要支持比台灣不民主、自由的中國，且要批判台灣的各種現象及政治人物，讓許多頭腦清楚的人，一眼看出他邏輯上的自相矛盾。

  

這樣的現象在與他們有相同背景的人，都出現相同矛盾的現象。面對這樣的狀況，你會發現到底他嘴巴中的民主、自由與一般近代國家國民口中的民主、自由有何相同之處呢？

  

左右派都一樣的儒家式的腐敗。在台灣，屬於近代國家右派是那樣的腐敗，左派又何嘗不是呢？一方面高唱社會主義，一方面在統一論述下，與右派法西斯政權、政黨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高唱左派式的民主、平等，但面對統一利益時，又轉向右派。夏鑄九在2004年替連戰開路護航，強調他支持低學費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我們看2004年、2008年的許多反扁動作，除了右派的口號外，也有一大堆左派出面反扁、反民進黨。我們也承認阿扁政權有相當右派特色，但左派到替更右派、具有法西斯政權特色的國民黨護航，既令人難以理解。我們再剖析那些所謂的左派人士，表面上強調平等，但他們今天的許多地位，追索到發展軌跡，一大堆也是特權得到的權力優勢。換言之，他們強調的平等，與共產黨式的平等是一樣的，「大家都要平等，我除外」。

  其實，我們看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就更清楚了。他們強調社會主義平等，但一個要追求現代化，馬上就允許樣版出來。中國政府給予上海、深圳等的特權，像極了以往殖民政府時代的租界區一樣。住在這一個區域的人享有許多一般中國人所沒有的特權，不僅來自經濟，也來自政治。這種差別的另一種解讀，不也是一種儒家階級論述的實現嗎？在中國，居住在城市與鄉村是不同的儒家文化階級；居住在特許城市與一般城市也是不一樣的儒家文化階級；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又是一個儒家文化階級。那些在台灣高喊民主、自由、統一的人，又有多少人去中國時，不以享有特權為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