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軍文人的問題（五）那股土氣
有一次和一位深綠軍的長輩在一起聊天，談到馬英九，他以一種非常憤恨的口吻在罵馬英九。那樣的口吻雖然很像深綠軍罵馬英九的口氣，但絕對不是我們平常看到和氣的OGS。當時我就問他為何他在講到馬英九時，口氣會那麼憤恨呢？讓我感到強烈的突兀感。
他說：「像我們這些你們所講的深綠軍，在每一次民進黨搞運動時，走在最前面，選舉時到場最熱烈，拉票最強悍的人，就是你這些讀書人嘴巴中的不理性選民。甚至是泛藍軍嘴巴中那種一高二低的人。」我連忙跟他說，「不是這樣，我們不會這樣看你的。」他笑著說：「我不會放在心上，因為我和你不一樣。」
「我們來台灣已經好幾代了，我的好幾代祖先都生在台灣，葬在台灣，台灣是我不可能否定的祖居地。我的生，我的死都與台灣合在一起。或許你們會說在國際化的世界，到國外走動、移民是很正常的狀況。就像我的朋友用西鄉隆盛的話勸我，「埋骨何須鄉梓地，人生到處有青山」。要我多走走，甚至去美國住住也不錯。我跟他說，「西鄉的說法很好，日本有多少人的心情是西鄉？「埋骨何須鄉梓地」，但你臨老為何還要落葉歸根？從美國回到故鄉定居？ 但這都不重要！重要是當台灣有事情時，你們可以表示關心，也可以不關心，反正你們有退路。但我不一樣，我沒有退路，只有拼命維護我住的地方、我的一切，所以我反對任何一種會影響到我財產的措施和政治人物。「沒有退路」和「有退路」就是我和你們最大的不同！
我小聲的問他，你也可以有退路啊！你的事業作得很好，銷售海內外，不僅賺錢，還是許多泛綠軍政治人物背後的金主，以這樣的財力與條件，你要移民到哪一個國家都可以。
他笑笑說：「少年也，這就是我和你們不一樣的地方。你們看到是移民，是鳥移巢，我看到是家，不是巢，也不是房子。家，就是永遠要住的地方，有父母、有子女，有厝邊，有親朋五十，有開褲檔就認識的朋友，有跌下來的樹，有可以叫「老師好！」的地方。當我在我的故鄉，光著腳吸土氣的時候，那個土氣不是土地的味道，是故鄉土地的味道。沒有故鄉，那還有甚麼味道呢？」 我第一次聽到故鄉的「土氣」這樣的話，或許有人說他是土裡土氣，但就是那樣的感覺，讓他對台灣的感覺與我不一樣吧？
「沒有退路」和「有退路」就是我和你們最大的不同！為著那股土氣，他放棄退路。他保守嗎？
到過全世界所有正常的國家，有多少人願意流離失所當飄鳥？移民應該是最不想要的選擇才對，相較於此，準備永遠居住在目前這一塊土地的人才是正常。要永遠保有那股土氣才是正常國家的正常國民吧？
你我對我們的土地，到底是怎樣的感覺呢？
我想一定有人會問我，「大學排名為何不是主人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大學的功能不在爭排名，而在問國家的主人，你希望你的高等教育要培養出甚麼樣的人才來替這一個國家奉獻心力。至於排名，除非他發揮效果，否則僅是虛名而已。 一個有頭腦的國家主人會將精力放在有實質意義、目前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放任那些大學主事者將人民納稅錢去玩他們要的虛名。法國巴黎大學不會為了他們大學排名在英語國家主持的排名較後而要求改革。除非對法國有意義，不然怎樣的排名都不會讓法國人心動。 台灣在李登輝前總統主政時期，曾經為了一筆參與美國太空計畫的經費，導致台灣學術界上層意見紛歧。當時的中研院院長吳大猷、李政道主張參加，李遠哲（他是主力）、吳健雄則反對。李遠哲的理由是：用那麼多錢，到底台灣得到甚麼？我們要問的，主人應該要看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看到別人的指揮棒。 到目前為止，綠色文人很少對這一個問題提出他的看法。我不清楚到底原因為何？但我知道一個被殖民者很難對某一些議題有清楚腦袋。 在陳水扁總統執政初期，曾經發生拼音法的爭議。當時代表綠軍的民進黨教育部長採行藍軍的論點，他要中國那一套的拼音方式。仔細來分析當時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綠軍領袖堅持的是藍軍過去數十年的論點，而藍軍強調的是他們過去反對數十年的中國方法。但在這樣的爭辯當中，藍軍提出與世界接軌，綠軍卻僅說過去數十年的習慣怎樣。所有的說理都沒有碰觸一個核心問題，誰才是主體？這一個議題也是過去八年來，綠軍一直被藍軍壓著打的重要原因。在確認主體之後，我們才會去問，在某一個議題，即令那是外國發生的事情，「我」要以怎樣的態度看待。要怎樣拼音，那不是國際接軌問題，而是我要怎樣的問題。法國人不會為了國際接軌而改變他們的法文發音方法，答案很簡單，國際怎樣關我屁事。 有人問蔡英文，他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馬英九畢業於哈佛大學，兩者的水準差別。蔡英文說對倫敦政經學院的人來說，他們的水準在哈佛與上帝之間。 我不知道這樣的回答怎樣，我只是想講，學校的水準不是重點，學作當國家主人的學校就是不一樣，劍橋的科學水準比牛津高，但牛津是學做統治者的地方，不是技術性工作的地方。 台灣要的，不是技術性很強的學校，而是學作當主人的學校。
綠軍文人的問題（三）大學排名
我其實很反對台灣這些大學那麼熱中國際排名。那是笑話。在我們看到的、關心的排名資料中，有一點很特別。排名前面的學校都和使用英文有關，而不強調英文的歐洲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義大利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歐洲國家，他們的大學都排名比較後面。問題在哪裡呢？
假如我們有機會去問哈佛大學的校長：一個國家的大學教育目的在哪裡？我想他一定不會強調排名，而是創造知識與教育人民。排名，他會說那是努力的結果，不是手段，甚至不是他們追求的目的。
全世界叫做或自稱是國家的國家，好像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那樣，全國的大學，不管國立、私立，也不管一般大學、技職體系大學，都非常熱中排名，甚至是敵對國家的全世界排名。好像除了排名，這一個國家的大學，甚麼事情都不需要做。一切以排名為努力對象。
一個真正叫做有信心的國家，他的大學要追求的目標絕對不會以世界排名為其努力重點。他的重點一定要怎樣讓國家強大、人民幸福。而大學僅僅是要達成這一個目標所設立的一個單位而已。至於排名則是文人雅士玩弄的笑話而已，不值識者一笑。
在綠軍掌權期間，政府用了五年五百億，要創造世界級的大學。我不反對他這樣的政策，我只是想問，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難道都是這些著名大學的大學畢業生嗎？還是以往高中、高職等學校培養出來的中小企業的黑手呢？
在一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歲月中，繳錢給政府的黑手，替這一個社會培養很多美國工作者，而以犧牲自己及自己下一代的教育為代價。這樣的政府（不管藍綠）現在又在替美國、中國培養這樣的人，實在令人扼腕。
為何歐洲那些非英語系國家不會那麼熱中大學排名呢？特別是英語系國家所設定的排名標準。
有一個邏輯現象可能需要討論。為何綠軍的寫作文章，邏輯性比藍軍寫手強呢？訓練的背景有關，另一個可能是說服力問題。 我想比較兩個時間點，就可以清楚很多事情。國民黨在喊民主、自由時，都是他被修理很慘的時候，民國前、民國後，當他開始掌權時，不管是民國十三年的廣州、民國十七年的中國，他可不談民主，而是談：民主是理想，實踐過程需要被訓練，從「不把你們當人看」訓練成「把你們當人看」。國民黨失勢的1949年後，他當然更不談民主了。請問民主之於國民黨是要實踐的理想？還是要欺騙的工具？ 看完國民黨歷史，你就會發現原來在台灣喊民主的那群黨外人士、民主人士，其實都忘記國民黨的本質。國民黨本來就不是要實踐民主的，要求民主不是主人的事，而是奴才的事。陳水扁喊出要100％的言論自由，他好像在實踐民主，卻忘記那僅是國民黨拿來騙人的工具。 綠軍文人要問的第一件事情是：主人要甚麼？這個問題或許很多人覺得很難回答，因為我們這些綠軍文人都不曾當過國家主人，但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當家中主人的角度去思考。主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確立我們對我們的資產有絕對所有權，也希望這樣的意識是家中所有人所共有。要完成這一個目標，在實質上就是建國，公開宣稱自己的所有權及這一個所有權具有最高主權。在心理上就是nationalism。沒有一個國家不提倡他自己的nationalism，高喊nationalism很危險，所以不提倡者，就是背叛這一個nation者的行為，這些人要不是外來者、叛徒，不然就是笨蛋。 不理性就不要嗎？「很多nationalism是不理性的，但不理性就不要嗎？」這是目前台灣派要追問的問題。在台灣，面對「不理性」的nationalism，全部都清除了沒有？還沒有。他目前還有中國nationalism，既然這樣，我們面對中國nationalism，要怎樣處理？很多人從nationalism不理性，所以強調不要提倡台灣nationalism，卻不說既然他不理性，則中國nationalism也應該清除。這一個問題其實點出許多台灣人的思考方式，他僅在回應別人的問題，不是在處理問題。台灣人怕問題，他或許會解釋問題，但不會想到解決問題。誰去解決問題？不管是A，不管是B，但絕對不是我，因為我是奴才，奴才只有奉命執行，不涉及決策。為何我們的思考會這樣呢？因為奴才的反應動作。 在沒有清除中國nationalism之前，要求別人不可以提倡nationalism，除非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否則這樣的提議就是別有用心。而當大家都確定要成為這一個國家的一份子，共同為這一個國家奮鬥時，請問要用甚麼東西去凝聚大家的感情與共識呢？我知道很多人會講一大堆理由與內容，但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立一個可能沒有nationalism的名詞，卻有nationalism實質的共同意識。換言之，現在說不可以提倡nationalism的人，實際上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有台灣nationalism，而不是不可以有nationalism。而聰明人會去阻礙台灣nationalism的建立，基本上都是別有用心，或者根本沒有建國的心理。舉例來說，其實外省人是中國很多地方的人，因為來台灣而產生的共同意識，這實際上是一種次nationalism，但外省人絕對不講這個東西。然而一旦有選舉活動，涉及到他們利益時，不需呼喚，這樣的意識就出來了。他們nationalism？有，但他們不說。有人說他們有較強的中國nationalism，這是假象。這些被譽為有較強中國nationalism的人，他們拿美國、外國國籍的比例都比一般沒有中國nationalism的本省人多很多。理論上，有較強中國nationalism的人，處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該是最強調中國nationalism，並且想盡辦法禁止別人擁有雙重國籍，卻假冒高暢愛中國的假中國人，但各位也許很清楚，制訂允許雙重國籍，並且想盡辦法讓這些人不僅可以享有中華民國的權益，還不斷提升他們特權的，不就是那些高唱中國nationalism的人嗎？ 那些跑到中國，又高喊要愛國，打倒台巴子的在台或曾經是在台中國人，只要好好考察，很多都是具有外國國籍，拿外國國籍去中國發展的人。表面上，他們高喊中國nationalism，實際上，中國有難，他們跑得比別人都快。看一下六四天安門時，龍應台帶著小孩倉皇逃向北京機場就知道了。此時他不會說共赴國難，他是要保護小孩安全，然後呢？要不是他外國國籍，他能夠這樣順利呢？看看他那時的處置，再看看他寫作的文章，就知道在台中國人的中國nationalism是甚麼？但請不要詆毀他們心中的中國nationalism，這一個意識讓他們在台灣可是吃香的、喝辣的。 從這一個角度再回過頭來檢視綠軍涉及這一方面的一些言論，你就會發現他們強調國民主權、單一國籍等，與其說他熱愛台灣，其實也可以說他們熱愛中華民國。因為他們目前已經劃分不出甚麼是愛台灣，甚麼是愛中華民國。這兩者之間其實有明顯差異，但就在不敢提倡台灣nationalism的狀況下，變相成為國民黨中華民國nationalism的支持者了。基本上說，台灣與中華民國既然不一樣，兩者的nationalism怎麼會一樣呢？但強調台灣nationalism的人，講出來的明白話卻是替中華民國在辯護，包括單一國籍論及愛中華民國等等。明白這個，就知道綠軍文人心中的nationalism到底是怎樣？或許他說他清楚，但聽的人明白嗎？ 沒有清楚的台灣nationalism，又怎麼能夠講出一個以台灣為主體的各種論述呢？
在一個本土民族人數多達八成以上，本土政權竟然得而復失，這必然是值得討論的重要議題。將這樣的問題追究到意識型態及其形塑過程，就會問到一個問題：建立綠軍型態與意識型態的綠軍寫手，到底做了哪些有缺失的工作，導致擁有主流政治思潮、選票優勢的綠軍無法對抗藍軍呢？很多綠軍將這樣的問題歸結為教育問題，固然是一個答案，但也顯示綠軍文人在自我推卸責任。
綠軍文人的寫作方式，基本上是一種守勢風格，放置在藍綠對抗、統治與被統治、主人、奴才的架構中，恰恰是被統治者的奴才風格。如果這一個社會的動與統治者、主人的風格有密切關係，那麼綠軍文人的寫作風格恰恰企圖藉由另一種方式要讓這一個社會動。假定他可以如統治階級、主人那樣的順暢，這一個社會可能就會是動盪、覺醒的社會，可惜他不是。 「甚麼樣的人要爭取民主、自由？」被奴隸的人。一個擁有自由、民主的人就不會整天強調他需要這些。因此高喊爭取民主自由的那一群人，他的心態本來就不是主人的心態，而是奴隸的心態。他們強調他們是站在世界歷史發展主流，目的在壯膽，替他那種爭取自由的行動提供改變原本奴隸行為的壯膽之舉。身為主人，根本不需要強調這一點。他們也講民主自由，但他們心中的民主、自由是：這本來就應該這樣，而不是你那樣。就因為我是主人，你是主人，所以我的意見就是主人的意見或意見之一。有人說泛藍軍高層不講道理，各位有看過主人講道理的嗎？主人講道理僅僅是主人管奴隸的方式之一，不是全部。要求主人講道理一如中國人要求聖君賢相一般，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將這種事情當作一般狀態在思考，與其說是天真，不如說是白癡。
許多綠軍寫手，不管是網路或平面媒體，他們的確講很多道理，但那些道理都是從兩蔣、統派或偏統派者的言行中去決定接受與否定的狀況。以這樣人的決策做為寫手們論述的主調，僅能說明寫者不是在陳述他自己的意見，而在評論別人的意見。請問綠軍要甚麼？說真的，綠軍還沒有提出。民主、自由僅僅勢必要的生活條件，卻不是一個主人主觀上顯示他的偏好。各位會以主人身份，強調我是主人的一些權益？主人不會整天講這個，他會說他要哪一個。
綠軍寫作要甚麼呢？方向。更高階一點就是要台灣nationalism、要主義、要自我。精簡的說，就是要一個從個人、主體性的有系統的論述，進而得出台灣整個國家要怎樣發展的方向。 從統派文人的文章看中國文化（八）冷靜腦、溫暖心
今天聽一些大學教授在講述他們的專業，你真的不會懷疑他的專業，但你也真的不能懷疑他對綠軍的潛在歧視，甚至矛盾。我想我們必須深入去思考，一個思考那麼嚴謹的人，為何在處理其他事情時，竟然是如此幼稚呢？除了他們本身所涉及的一些社會利益之外，我想有幾點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當一個人不是將他的學問用在生活時，他的學問到底意義在哪裡呢？
仔細思考他們對專業的理解，就如同許多人說著名經濟學家Samuelson是一個智力運動家一樣，他的確這樣。他的論文很多，見解也很精準，但除了這些，在非經濟學方面，他又有怎樣的看法呢？很難說他會提出很偉大的論點。另一個案例是張五常。張五常在產權經濟學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曾經被譽為華人世界中，最有可能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同時他長期在離中國很近的香港大學執教，對中國又有強烈的情懷，這樣的人對中國的愛，可以說很難被懷疑。但是他卻是一個主張中國可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分離的學者，並且依照這樣的看法，建構出一套屬於他的經濟改革觀。由於他的著作有太多都是經濟方面的，我們差可將這樣的觀點視為是他對中國政治經濟與未來的觀察。
我們對張五常的觀察，其實不應該獨立於對其他人的觀察。張五常的學問及他在學理上的專業性，絕對不會比我們國內學者的平均狀況差到哪裡，他對中國的情懷也不一定比我們差到哪裡。但他對中國的觀點，恰恰與許多在台灣的中國人一樣，幾乎是排除中國人有享受基本人權有享受基本人權的權益問題。這樣的立場所傳遞的訊息，遠比之前我們對泛藍軍的觀察更值得深入理解與批判。
為何這一群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後，甚至強烈接受西方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不管是在台中國人或在香港的中國人），先後都採取經濟優先論，然後忽略中國人也應該如他們接受西方文化那樣狀況，享有西方人基本人權的許多利益？
基本生活教育是很重要的。對很多人來說，教育決定他一生很多重要的思考要點。對立場偏藍、偏統的人來說，他從小的教育已經決定他在思考很多問題時的答案。對張五常來說，經濟學是他的專業訓練，中國強大則是他心中所想的。要怎樣透過他的專業經濟學去讓中國強大則是他做得到、想得通的事情。他以經濟學的角度，開出尊重財產權以促進中國經濟成長，尊重市場機制讓資源使用更有效率。這已經完成他能力應該所及的地方，了然完成他心中的願望。至於中國人要不要民主、自由或平等，或許可以在經濟學已知的許多範疇內去推論，但他大體是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對身為產權經濟學大師來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不開出涉及人權方面的論述，基本上不是他的責任，從嚴謹的學術論述來說，那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謂基本人權在他的觀察中，都必須納入經濟學去思考，從而得出他應該的價值。既然他的人權是經濟的，則經由經濟看出的人權經濟意義是正常的，看不出他的政治、人道意義也是正常的。張五常的生活中沒有所謂基本人權，當然也就不認為他很重要。張五常的邏輯很強，他寫的文章在邏輯推論上，我們很難找出毛病。或許這種特質也出現在許多泛藍軍的教授身上，他們的論文內容，也有很強的邏輯推理能力，並因此在編輯、外審綿密的考驗上，不僅通過許多專家考驗，且因為有突出貢獻而刊載在國際重要專業期刊中。然而跳脫專業期刊呢？
知識或追求知識的工具對他來說是在他專業範圍內用以謀生的，脫離專業，他完全無法展現一個知識份子應該有的分析能力。一方面是不重視，一方面也沒有能力。這種沒有能力建立在他欠缺足夠的廣泛知識辨別的能力與信心。他在專業上的傑出能力與他熟悉這一個主題有關，一旦脫離專業，就不是他熟悉的領域。此時，他可能是一個白癡，也可能是脫離嚴謹專業生活壓力的逃犯，要將他內心中的一些感性訴說而出。此時越不要專業，越能夠讓他快活。
對許多不深入思考政治問題的泛藍軍來說，我不認為他有多少政治意識，但我相信他們僅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去確定他們生活中的一些事務。其中包括一些反射性動作的研判。在他們的概念中，不管先天或後天，相信資訊權威是很重要的。在我們這一群戰後才出生，接受強烈國民黨教育的人來說，那些成績很好、能夠由小學一路過關斬將到大學、碩士、博士的人來說，我們的成就既可以說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其實也可以說是接受訓練的成果。接受這樣教育的人，很自然會接受他所設定的一些價值觀，包括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
中國、國民黨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挑戰的神，挑戰他等於挑戰自己的信仰。但甚麼是國民黨呢？他是從中國、兩蔣（這兩個隨著散佈意識型態者的利益，可以進行互換）、外省人權貴、外省人等逐步往外延伸的概念。一如之前的艾頓的論點一樣，他認為台灣的教育使人無法瞭解愛中國及成為中國人是兩回事一樣，國民黨的中國教育的確有強烈這樣的傾向，甚至比之更嚴重。國民黨的中國教育讓人們將很多事情劃分成可以想及不可以想。「可以想的」就是順著他的論點往下推，然後得到他要的答案。「不可以想的」就是他在因應近代化及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必須編寫出一些涉及近代文明概念的東西，例如自由、民主與平等，但這些東西僅僅是可以由老師講，並且得出與現實渺不相關的結論與應用外，絕對不可以再深入接觸。而且在他所控制的各級學生、等級、格子中，僅能展現國民黨允許你的發揮空間而已，超過就是錯誤。因此所謂正統就是在他設定的範疇下，非正統是逾越他正統論述的。
學成的意義是專業的，不是人的。當一個國民黨訓練下的人號稱「學成」，它意味這一個人已經在他的專業上完成必要的訓練，如此而已。至於專業以外的呢？最好依照他們以往的表現，最好不要去碰觸。所以台灣很多專家在本業上的表現是「學成」的表現，但本業以外的東西並不是他關心的，甚至是他根本無力關心的。這些人在專業學刊上的表現，恰恰符合國民黨的專業論點，所以他們的表現一點都不差。這是台灣學術界的狀況。但專業以外的呢？謹守本分的人不會被批判，因為他依舊躲在專業的框框下進行專業工作。當他們在研究時所引用的案例，若是外國案例，也因為這是外國人已經檢驗過的案例，那也不會出現問題。重要是那個案例如果是別人沒有檢驗過的案例呢？特別是台灣的案例，尤其是社會案例，他們就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生活檢驗並不是他們以往的方式，所以很容易出現爭議，他必須在另外一些專家的引述、檢驗，才敢說他這樣的案例是對的。即令他碰觸到，必須自己下判斷時，只要不涉及社會價值判斷，他依舊有辦法用他以往熟悉的「專業」、「學成」概念去判斷，然若含有前述社會價值判斷，就等於對他們以往訓練的挑戰與磨練。在現實問題上，當他們投遞在國外的專業刊物時，若不是外國案例，就是台灣本國案例，但外國人不熟悉，所以他們可以躲過批判。然若是大家在現實問題上真槍實彈對打時，很多以往訓練的缺失就一一呈現出來。
張五常對中國來說，「錢權交換」是一種經濟現象，他具有鬆解中國政治經濟專權的效應，然而這對許多西方經濟學家來說，他們絕不會開出這樣的藥單，甚至提出贊成或不反對中國權錢交換的論點，並不是西方學者的訓練比較嚴謹或不同，而是在他們從小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很重要。道德與非道德是很重要。權錢交換就是貪污的另一個名稱，可以拿來分析，卻不可以拿來替政策背書。對張五常來說，他是一種經濟現象，對西方學術借來說，那是一種生命價值。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有可能為非自己國家的經濟體系，提出一些經濟論述，甚至一些替政治背書的經濟政策，但若涉及基本人權方面的問題，就會有人出面質疑，甚至勸阻。即使有人提出某一個欠缺人權的政策方向是可行的，也必須在道德與哲學中尋找理論基礎去捍衛。然而我們看張五常的論點，他出身在最反政府干預的芝加哥學派，對中國政改提出一些頗具深刻的看法，但你看到卻僅是工具性的論述，沒有深刻的人文與社會關懷。我們會肯定張五常透過專業對中國的評論，只是他為何忽略中國人依舊要享受基本人權這樣的議題，他不會強調呢？因為他從小就沒有這樣的教育，也就沒有將這樣的議題放置在他思考的中心點。
你無從懷疑他對中國的愛，也無從懷疑張五常冷靜的腦，但你卻很難從他的文章中，感受他那溫暖的心。
張五常尚且是上上之選的學者，有著令人讚賞的冷靜的腦。在台灣，許多泛藍軍的文章連冷靜的腦都有問題。你看到他激越的感情，卻看不到他冷靜的腦。他有著強烈中國nationalism的心，卻做出嚴重傷害他所處的中國的地區，那一群人應有的感情與利益。
他們有溫暖的心嗎？當一大堆泛藍軍知識份子高暢愛台灣、走向中國之際，看著他們一個個將小孩之前或現在送往美國移民、定居，他連他出生的地方都欠缺一顆溫暖的心，你相信他對中國的心是真誠的嗎？真誠，就會讓自己及自己的下一代放在中國。連這樣的想法都沒有，你相信他有顆清楚的腦袋？
為何整個受中國文化深刻影響地區的人都這樣呢？我想那是文化問題。深陷其中的中國文化人，包括我，要如何出現一個好的、正常的社會呢？
我深思中。
關於統派學者對於近代西方文明的學與思，我相信他們是很努力在學，也拼命在思，可惜卻思不通，不是智慧不足，而是傳統的學習方式與文化限制了他的學習效果與思考角度。
中國文化的邏輯訓練問題。許多和南方朔接觸過的人都會稱讚他讀書很認真，家中滿是書。但這麼努力的人怎麼會寫出一大堆邏輯不通的文章呢？艾頓，Taipei Time的社論副總編輯、前台灣日報的特約撰稿人，曾經反省台灣的教育。他說：台灣有很多人無法分辨文化與實際的差異，我們可以很欣賞中國文學，但不能由此就推論出我們必須是中國人。因為中國文化與當中國人是兩件事情。這樣的差異在英國人來說是很簡單、許多人都知道的常識。面對這樣的兩國差異，他認為與教育有關。中國文化強調記憶，這是在台灣接受中國教育，要理解中國文學很重要的途徑。在英國，邏輯卻很重要。英國人從小學教育就將邏輯視為必修的重要課程。因此英國人面對「愛中國文化、文學」與「當中國人」這兩個命題時，很清楚知道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但是對一般在台灣接受中國教育的人來說，他們因為沒有基本的邏輯訓練，根本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我認為南方朔有陷入那樣的困境中。不只他認為非成為中國人不可，還包括他沒有邏輯訓練有關。
然而說他們寫文章沒有邏輯也是錯的。許多統派學者的文章要能刊登在西方學術刊物裡面，也要有邏輯訓練，所以說統派學者都沒有邏輯訓練也不通。但他們再談及台灣的東西，卻經常出現邏輯不通的文章。解讀這樣的現象，我想必須從他們共有的中國文化去瞭解。
學術對他們來說，僅僅是謀生工具，但不是生活。所以他們在處理他們所寫的文章時，除了本業之外，就會回到他幼年所受過的教育，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中。那中間訴求感受，卻沒有邏輯。當他們面對要從現實中去表達他的看法時，他的訴求是由感性出來，然後套進邏輯的圈圈中，寫出類似有理性推論的文章。實際上卻一點邏輯都沒有，因為他們是先感性的得到答案，然後偽裝成理性的得出結論，因為是偽裝，所以當他自覺或不自覺的發現到他的推論與結論可能不一樣時，他是扭曲推論去遷就結論，這讓他的文章顯得有理性的外表，卻不堪人們用邏輯去檢驗。
儒家文化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主要在於他本身也是專制文化的擁護者，而整個形成的教育體制的過程也是在專制文化運作下，認定是很好的方式。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必然要避免幾個專制文化中，必須避免的致命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和儒家文化對立的思考方式或邏輯推理。西方文化也有專制階段，但他們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訓練，所以專制文化必須在某一種邏輯內運作才能被接受。中國文化不是。他直接否定邏輯訓練來肯定他的專制。
不是作詩填詞，是生命感受。對台灣這些統派的社會科學學者來說，他們可能學不會台灣的社會科學。有幾個障礙是他們難以度過。除了邏輯訓練之外，最重要是近代化文明與儒家文化有相當大的差別，他們深陷儒家文化而難以自拔。在台灣，他們的確有很多人強調民主自由，但這是向上爭取，希望他們享有與他上層的人一樣的權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當中比較有勇氣、敢講話的人，如李敖、龍應台等，會用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精神要求民主化、自由化與人權。但是當比他們地位差的人要求至少和他們有相同權力時，他們又馬上回到菁英主義，認為這些人不足以和他們有相同權力。將這樣的脈絡放置在中國文化中，就可以發現他們嘴巴所講的民主，其實是一種傳統政治上的爭權行為，不是近代國家的民主問題。因此他會出現雙重價值觀。在沒有權力的時候，喊出要增加一大堆人的權力；當有權力的時候，又要限制一大堆人權力。國民黨就是很好的案例。孫中山在革命時，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權力，當他有權力之後，他或他的追隨者就又提出革命民權、軍政、訓政與憲政之說。
他們這種因應環境所出現的不同論點，他們自己並不認為是錯的，反而認定是對的。主要原因與他們沒有邏輯訓練有關，也與儒家文化有關。儒家文化也強調在相同狀況要有相同答案，但甚麼是相同狀況，就有相當多的論點要討論。這一大堆的狀況討論，其實就是強調權謀應該高於理性推論，也強調在他們的人際複雜的關係中，很難找出絕對相同得兩個人，所以人際互動必然是因人而異。既然如此，平等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然而民主的強烈意涵之一就是人民都是主人，這是一種平等論，但如前述，這種論點在儒家是難以成立的。
因此統派文人所看到的民主自由，很難在他們的生活中產生深刻的近代國家意義。他可以提出很多民主、自由、具近代國家意涵的政治名詞，但他的領略卻不是西方的，而是儒家的。我們看到許多在戒嚴時代喊民主的人，等到台灣人崛起，慢慢給全民民主、自由時，他們卻先後以各種方式出來反民主、自由。當我們找出他以往的論點去質疑他現在的行為時，他又拿一大堆理由去證明他其實也很愛民主，但某某人因為欠缺怎樣的品德。。。，所以必須反他。我們看了好像是對的，他們所講的也是一套道理，然而你在看他現在所支持的個人或團體，難道更乾淨、有品德嗎？他又找一大堆理由去反對你的論點，而這些理由又跟前面的理由緲不相關。等到你在反駁時，他又找出新的理由去辯護，而這些理由又和前面的不一樣。也就是他先確定要批判或支持你，然後找一大堆理由去支持這樣的論點。這樣的辯證過程可以瞭解他們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欠缺足夠客觀的思考方式，也可以看出當理論在現實中推展時，他們才發現以往他們的論點對他們有怎樣的影響，為了要捍衛自己的階級、民族利益，必須用「亂講」來保護。
在他們的意識型態中，既沒有真實民主，又怎樣領略真實的民主意涵呢？因此當他們看到有人出來爭民主，而威脅到他的利益時，他馬上出來反對。然而當他看到遙遠別國人士的英勇事蹟，又高唱「有為者亦若是」的論點。從他的言論你看不出他的各種歧視，他也不認為他有歧視，他認為這個叫秩序。
阿扁總統或者許多綠軍領袖可能還不清楚這一場綠軍領袖被凌遲的文化意涵，他們僅僅從司法平等的角度去看特別費這一件事情的發展，甚至認為解套連蕭就是解套所有的綠軍領袖。這是錯的。在政治上，這是場政治鬥爭，除非連蕭有足夠的政治實力，否則一定會被修理，至少會留下個尾巴來羞辱，需注意連蕭都是出身被殖民者身份的台灣人。在他們的眼中，連戰依舊不是外省權貴。其次，連蕭解套也不等於綠軍會被解套。不然，解套馬英九就應該解套所有人，為何還要等到連蕭呢？馬英九有公使錢，為何其他人就沒有？在文化上，這是主人與奴隸的鬥爭，是上層與下層的鬥爭。
統派文人會覺得不公平嗎？不會。
中國文化當中，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風格，基本上是階級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是統治階級，應該以統治階級的角度去處理他們面對的問題。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瞭解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很難經由寧靜革命就可以完成。
台灣的統派文人其實生活在雙重社會。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士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是生活在兩種不一樣的精神生活中。一方面他高喊民主、自由，認為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肯定他自己的進步性，但實際上他們卻又生活在封建世界中，必須以封建思考去處理他周遭的問題。就他們來說，他們或許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生活在台灣所碰觸的問題，是統獨問題，思考更深刻的人會認為是民族問題，但繞回這些人所受到的文化影響，那也是一種中國式的階級問題。不僅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也是封建與近代社會的對抗問題。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心靈世界中，本省人與外省人本來就不是相同地位的一群人，不應該接受相同得社會待遇、處理相同得問題。這樣的階級觀點讓他們深深認為本省人不應該騎在他們頭上。
對他們來說，這不叫歧視，這叫秩序，只要按照君臣父子的倫理運作，就是一個國家最好的發展模式。
因此，當他們在處理有關民主、自由時，那不是現實的事物，而是遙遠的試題，會做與否僅僅涉及統治社會階級的內部晉升問題，但絕對不涉及要不要實踐的問題。你會看到許多統派知識份子將西方近代國家那些民主、自由等等相關概念講的天花亂墜，甚至什麼精深理論都屬於他們研究的範疇之一，然而就實際運作來說，這些都不是虛構的。只要碰觸實際問題，他們心中所要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東西。
檢驗以往在台灣那些知識份子，統派知識份子那種階級、強烈隱含與民主社會對立的概念與作法就不用說了，連那些高唱民主、自由的人都這樣。李敖是戒嚴中期最強調民主自由的外省知識份子，龍應台則是戒嚴後期最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先後在台灣完成中學及大學教育，人生的過程中，在台灣活動的時間遠高於在中國。其次，他們的文章當中，對自由、民主的論述與強調都特別鮮明，也曾經先後被認為民主、自由的強烈擁護者。不過他們面對台灣逐漸民主化時，卻和他們在戒嚴時代的言論不一樣，一一退回保護專制、獨裁，甚至是他們痛恨的國民黨，乃至超越國民黨，去擁抱比國民黨更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這樣做，可以解釋為中國nationalism所產生的反應，也可以解釋為追求統一理想下的政治動作。但將他們這樣的動作與他們之前的一些行為進行比較，卻出現難以貫穿解釋的邏輯合理性。我們認為統獨、階級都可以解釋，而最清楚的，應該是他們內心中的中國文化。看過李敖以往的批判文章，在看他到中國去講話的言論，讓人無法理解這兩個時期的李敖是不是同一個呢？這樣的疑問也出現在龍應台，他可以一方面批判國民黨，一方面要發揮延安精神。一個人怎麼可以用近代國家標準去要求一個戒嚴政權，卻又歌頌比國民黨戒嚴政權更封建保守、沒有人性的中國政權呢？
這樣的行徑其實與南方朔那些矛盾的文章有相通之處，不是他們不懂其中重大差別，以李敖的精明，龍應台受過西方教育的狀況，甚至南方朔在社會上應對進退如此長久的狀況下，他們不應該犯下那麼嚴重的矛盾錯誤。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中國文化的訓練，讓他們內在邏輯中認定，只要和那樣文化的中心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心中就擁有合理的狀況。那應該算是儒家文化「秩序」的一部分。或許他們也批判儒家文化，就如同李敖強烈反儒家文化一樣，但一涉入中國文化之中，他難免又陷入那樣的情境。「我必須在這一個應對當中，爭取自己必要的階級提升，但我不應該將低我階級的人，也認為應該享有與我相同一樣的待遇。」
李敖高喊民主、自由，就我們這些台灣本省人來看，他真的替台灣人講話。但你看他對爭取民主、自由行動派的那群台灣人，就根本不將他們當作與自己相同的一群人。「只有我當老大，沒有你當老大」的狀況。這些人都這樣了，像李登輝前總統這種爬上他頭上的台灣人，更是他看不起的人。所以他用心血去批判李登輝前總統的政權，甚至不惜與他以往批判的人站在一起，對抗給他民主、自由的人。
我們對李敖的觀察，相當程度在於他強調與胡適、雷震、殷海光等等民主人士相牽連，也和他的論述合在一起看。但我們不知道在李敖的心中，胡適、雷震等等是和他在同一個階級的人，在此所謂爭取自由、民主，基本上是李敖「我們這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不是全民的自由、民主。李敖之所以反國民黨，不是反對國民黨對全民的白色恐怖，而是反兩蔣對連他們那樣階級的人也白色恐怖，從而讓他們那一個階級沒有民主、自由。如果我們再從他對他老師嚴僑的態度，更可以瞭解祖國的重要性高於他心中的民主、自由，一旦祖國需要，他都可以放棄民主、自由。這在他解嚴之後的表現可以瞭解。我們從李敖以往的論點，看出他的確講民主、自由，忘記他的民主、自由是有「秩序」的。
龍應台也是一樣。他當然會批判國民黨，因為那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展現在文化上的行為，然而一旦碰觸到全民民主、自由的問題時，他就縮回去他的我群階級利益之中了。龍應台與李敖都有矛盾特性，但兩者不一樣。李敖如中國人所批，他是流氓、痞子，敢言人所不敢言。但李敖同一篇文章內部的邏輯，沒有強烈明顯的矛盾，要抓他的問題必須從他早期的主張進行比對。龍應台的文章是：長在時間內的比較，出現矛盾；在同一篇文章內也出現矛盾。龍應台一方面要透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強調他高人一等（甚至高所有中國人）的地位，但又要支持比台灣不民主、自由的中國，且要批判台灣的各種現象及政治人物，讓許多頭腦清楚的人，一眼看出他邏輯上的自相矛盾。
這樣的現象在與他們有相同背景的人，都出現相同矛盾的現象。面對這樣的狀況，你會發現到底他嘴巴中的民主、自由與一般近代國家國民口中的民主、自由有何相同之處呢？
左右派都一樣的儒家式的腐敗。在台灣，屬於近代國家右派是那樣的腐敗，左派又何嘗不是呢？一方面高唱社會主義，一方面在統一論述下，與右派法西斯政權、政黨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高唱左派式的民主、平等，但面對統一利益時，又轉向右派。夏鑄九在2004年替連戰開路護航，強調他支持低學費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我們看2004年、2008年的許多反扁動作，除了右派的口號外，也有一大堆左派出面反扁、反民進黨。我們也承認阿扁政權有相當右派特色，但左派到替更右派、具有法西斯政權特色的國民黨護航，既令人難以理解。我們再剖析那些所謂的左派人士，表面上強調平等，但他們今天的許多地位，追索到發展軌跡，一大堆也是特權得到的權力優勢。換言之，他們強調的平等，與共產黨式的平等是一樣的，「大家都要平等，我除外」。
其實，我們看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就更清楚了。他們強調社會主義平等，但一個要追求現代化，馬上就允許樣版出來。中國政府給予上海、深圳等的特權，像極了以往殖民政府時代的租界區一樣。住在這一個區域的人享有許多一般中國人所沒有的特權，不僅來自經濟，也來自政治。這種差別的另一種解讀，不也是一種儒家階級論述的實現嗎？在中國，居住在城市與鄉村是不同的儒家文化階級；居住在特許城市與一般城市也是不一樣的儒家文化階級；共產黨與非共產黨又是一個儒家文化階級。那些在台灣高喊民主、自由、統一的人，又有多少人去中國時，不以享有特權為榮呢？
看中國或與中國文人有關的一些文獻，如果僅僅是隨便一觀，或許感受不深。但若要仔細去解剖文章理路，甚至他引述資料的內容與文意，就會有很多困擾。
看些立場偏統派的學者在討論紅衫軍的文章就是很好的案例。深刻觀察紅衫軍成形前的社會變化，就會發現之前的一些跡象實際上都呈現政治操作的跡象。許多會參與紅衫軍的群眾，都具有相當特性，他們不是所謂無利害關係的第三者、中間人士，基本上是屬於藍軍或深藍軍的一群，有著國民黨掌權時的一大堆利益，並且有相同思考方式。我們從施明德喊出要反國民黨的貪腐，即被噓聲、有人要求要拿回捐款等事就知道；我們從施明德喊出一人一百元捐款時，就有很多公務機關隨之發動就知道。公務機關是傳統國民黨的權力基礎區域。他們的反陳水扁總統，不是從現在開始，在李登輝前總統逐漸要掌權時就出現了，只是當時用的方式與現在不一樣而已。至於媒體24小時攻擊陳水扁總統，瞭解台灣政經、媒體生態的人都知道，這些東西多掌控在國民黨、統派手中，他們反台灣人掌權是在李登輝前總統掌權就這樣了，不是從現在才開始。換言之，所以分析這樣的現象，與其說他有強烈的社會意義，不如說他有精準的政治鬥爭意涵。這些現象在許多討論紅衫軍的論述中出現，一位用心於台灣社會現象分析的學者應該會知道，以那些教授對台灣社會現象的瞭解，他們應該知道，只是他們不說而已。
在2004年的反扁運動，統派的楊祖珺也寫一本書強調這樣的活動多麼有意義，但幾年下來，誰相信呢？那麼龐大的反扁運動，最深刻的作用是國民黨拿著我們的錢、國民黨的黨產在進行鬥爭，然後美其名叫做人民的憤怒。身為政治、社會觀察家，有和楊祖珺相類似的背景，怎麼會不知道與2004年群眾運動有強烈相似性的政治鬥爭運動，它所代表的政治經濟運動的社會意涵呢？
不是邏輯問題，是訓練問題。這些統派知識份子在撰寫這樣的論文時，就論文格式、撰述方式，乃至專業要求的邏輯訓練上，都可能中規中矩，上乘者甚且沒有邏輯問題或重大瑕疵。但假定仔細檢驗他們運用的資料，就會發現他們在解讀時，有意無意或者故意無意的將自己的意識型態貫徹其間，使得他在採取的資訊中，以他的意識型態做為取捨依據，並且依照這樣的資料排列出他想要的推論結果。從頭到尾，他的文章都沒有問題，邏輯、資料取捨、辯證等等，都非常符合學術要求。甚至他推論出來的結果，也會讓很多專業人士認為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是出自大師手筆。但若我們很熟悉這些資訊，我們就會發現為何他的資訊的取捨與我們有那麼大的差別，以致於對資訊的解讀和我們迥然不同。更且出現的解釋狀況，有太多與現實狀況有那麼多的差異呢？
你可能認為我和他們的解讀不一樣，但我卻不這麼認為。我的看法是：他在做結論已經出來的學術遊戲。在我接觸過的泛藍軍、深藍軍來說，批判李登輝、陳水扁是一個既定的方向，甚至連形容詞、罪刑都已經確立了，僅剩下要怎樣講的有多種樣本，讓義正辭嚴、溫柔婉約、敦厚純樸、疾言厲色等等版本都齊全而已，學術僅僅是上述版本之一而已。 在2005年之後的許多藍綠對話中，藍軍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論述：不要比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可以全力批判阿扁，但任何舉用以往國民黨執政的缺失、替阿扁辯護的論述都在「不要比爛」的思考下予以封殺。「不要比爛」就是畏懼比較，將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政績和理想、比他們好的狀況去比，然後點出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治績有多差。 他們這種先決定答案，再處理過程的方式，讓他們的寫作失色不少。或許他們的著作可以對某些事件，取得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解釋權，但那不是學者應該要做的事情，而是政治要求的結果。
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台灣與不涉及台灣的論文評述，出現強烈的水準差異。從他們對不涉及台灣的論文中，我們看到他旁徵博引的論文一大堆，這當然可以讓我們相信他是一個用功，甚且是治學嚴謹的學者，從而對他肅然起敬。然而看到他對涉及台灣的論文，又和他前述著作有著等階如此大差異的論述，許多地方根本不是前面那樣學者應該犯的問題，在這裡卻一一犯了，不禁讓我們懷疑這兩篇文章是否出自同一位學者的手筆？這種現象其實在立場偏統派的學者論述中，經常出現。就以前引南方朔先生的文章來說，他在討論非台灣的論文也是令人肅然起敬，這一位先生的確是非常用功的人。你看他為F.Fanon的名著「黑皮膚。白面具」的中譯本（心靈工坊出版）寫序，他是多麼尊敬這一位反殖民、反霸權的革命鬥士，但看南方朔站在具有強烈殖民政權特性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利益團體那邊，寫那種毫無章法邏輯的文章在批判本土政權，你就不得不懷疑到底哪一個才是南方朔？兩個都是，唯一差別就是他們的理性不能用在他們的生活、台灣。
看這些人的論文，再與另一個真實進行比較，讓我不得不佩服馬克斯、列寧，面對一個社會需要大改造的革命運動，政治改革僅僅是其中一個小的環節，社會、思想、文化等等的改造絕不可以輕易忽略。中國歷來的改革會失敗，就是沒有看到這一點，王莽如此，王安石如此，李扁革命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將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的話。
許多支持綠軍的人無法瞭解，為何阿扁做的事情比國民黨的輕微多了，但陳水扁被司法凌遲，但馬英九、國民黨不會。阿扁的國務機要費問題與馬英九的特別費問題的差異，尚且還可以說兩種不同項目名稱的支出，但呂副總統、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行政院長的特別費支出，竟然也採用比較嚴厲的不同標準在處理，這種很明顯的雙重標準，為何泛藍軍看不出來呢？我想那是兩種階級、兩種文化碰觸在一起的結果。
一如上一篇所講，儒家文化強調身份、階級，深染這種文化的人就會以那樣的邏輯去處理事情。要瞭解那種人所寫的文章，相當程度必須深入那樣的邏輯才能瞭解。對南方朔等人來說，阿扁有罪是對的，因為他們位在他們不應該的位置，做出不合他們身份的行為，所以必須予以譴責。這種定罪方式與西方那種價值觀、研判角度不一樣，所出現的不一樣判決、決定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方式是針對事情，只要價值觀、角度相同，不管任何人都應該會有相同得結果，但阿扁遇到的卻是即令相同價值觀、角度，只要身份不一樣，就是不對。
這也和種族歧視不一樣。因為即令相同種族，只要身份地位不一樣，也會出現不一樣的結果。蔣家第四代，蔣孝勇的兒子蔣友柏，說出一些非常刺耳的話，馬英九他們都不回話批判。這些話如果出自同種族的別人嘴巴，早就被判為大逆不道了。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乃是蔣友柏出自超級統治階級，不可以對他出現不敬的話，即令說謊，都要維護他。南方朔那篇文章「「南方朔觀點－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中國時報，2009-06-16，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061600384,00.html）」」的結尾，做了最佳的註解。「最近有好多個外國記者看不懂台灣的新聞而來問我，有個人在了解之後說：「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這樣的文章標題，不敢寫出是自己要下的，需假借外國記者來免除自己冒犯天顏的道德困境，而創造這樣的結果，他也用「台灣的標準在降低，柔性的造神運動在形成，有權無責的媒體新統治模式在出現，我們更加深信白居易所說的，這一切讓時間來做判斷！」將責任推給媒體，不敢直說這是政治運作，甚至是馬英九身邊的人推動的，一切推給媒體。
和這樣的文化接觸，有很多地方是別一種文化的人，若要瞭解，有相當強烈的困擾。
因為他們會用相同得名詞去講同樣的一件事情，但他心中所想到的，與你心中所想到的，會因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以最近的案例來說，馬英九老是強調廉潔、清廉、品德，甚至推動有品運動，彷彿他是一個有品德的廉潔之人，但仔細看他以往的表現、他背後政黨展現的骯髒，為何他敢這樣厚臉皮大聲說出那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呢？其實，我們若瞭解，就會清楚他真實的意義是甚麼？他是要講給被統治者階級去聽的，不是全民。這是「君」、「父」講給「臣」、「子」的。所謂品德，是要求「臣」、「子」的，不是「君」、「父」。他這樣的運動僅僅表示他對「臣」、「子」的表現所出現的看法，不是他自己和自己的階級也要力行這樣的運動。
我們將這樣的現象再深入探討，檢驗馬英九及其階級以往的語言，他們對李登輝前總統兼國民黨主席時期，他們大罵國民黨是黑金政黨，但當黨主席換了連戰，人一樣，財務亂搞依然，這些批評竟然都不存在。為何有這樣差異呢？因為黨主席換成他們自己的人時，國民黨就變成「君」、「父」的政黨，不再是「臣」、「子」的政黨，就自然享有高貴的身份，不可以有一些污穢的形容詞。這也可以從紅衫軍時，當施明德喊出「反貪腐」既要反阿扁，也要反國民黨時，施明德當場被噓下來。這些噓的人也是以往李登輝前總統當國民黨主席時，高喊國民黨是黑金政黨的同一群人。
馬英九的有品運動僅僅顯示其中一個案例而已。如果我們聯繫許多他選舉前所講的話，以及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兩者經常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甚至馬英九說不要的，就是要的；馬英九說要的，就是他不要的。讓很多人懷疑總統大選之前與之後的馬英九是不是同一個人？我的看法是：同一個人。在馬英九的心中，面對同一個名詞，其實存在兩種、甚至是多種意涵。即令誠實這一個名詞，也不例外。對馬英九來說，他始終誠實，你會批判他說謊，只是你不瞭解他那種「君」、「父」身份的人，對某一個名詞所做的解讀方式而已。一種、兩種或多種解讀，不僅不是角度不同，而且可以同時存在，同時成立。
馬英九「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沒有說錯，問題在於你不會解讀他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