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聽一些大學教授在講述他們的專業，你真的不會懷疑他的專業，但你也真的不能懷疑他對綠軍的潛在歧視，甚至矛盾。我想我們必須深入去思考，一個思考那麼嚴謹的人，為何在處理其他事情時，竟然是如此幼稚呢？除了他們本身所涉及的一些社會利益之外，我想有幾點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 

仔細思考他們對專業的理解，就如同許多人說著名經濟學家Samuelson是一個智力運動家一樣，他的確這樣。他的論文很多，見解也很精準，但除了這些，在非經濟學方面，他又有怎樣的看法呢？很難說他會提出很偉大的論點。另一個案例是張五常。張五常在產權經濟學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曾經被譽為華人世界中，最有可能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同時他長期在離中國很近的香港大學執教，對中國又有強烈的情懷，這樣的人對中國的愛，可以說很難被懷疑。但是他卻是一個主張中國可以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分離的學者，並且依照這樣的看法，建構出一套屬於他的經濟改革觀。由於他的著作有太多都是經濟方面的，我們差可將這樣的觀點視為是他對中國政治經濟與未來的觀察。 

我們對張五常的觀察，其實不應該獨立於對其他人的觀察。張五常的學問及他在學理上的專業性，絕對不會比我們國內學者的平均狀況差到哪裡，他對中國的情懷也不一定比我們差到哪裡。但他對中國的觀點，恰恰與許多在台灣的中國人一樣，幾乎是排除中國人有享受基本人權有享受基本人權的權益問題。這樣的立場所傳遞的訊息，遠比之前我們對泛藍軍的觀察更值得深入理解與批判。 

為何這一群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後，甚至強烈接受西方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不管是在台中國人或在香港的中國人），先後都採取經濟優先論，然後忽略中國人也應該如他們接受西方文化那樣狀況，享有西方人基本人權的許多利益？ 

知識或追求知識的工具對他來說是在他專業範圍內用以謀生的，脫離專業，他完全無法展現一個知識份子應該有的分析能力。一方面是不重視，一方面也沒有能力。這種沒有能力建立在他欠缺足夠的廣泛知識辨別的能力與信心。他在專業上的傑出能力與他熟悉這一個主題有關，一旦脫離專業，就不是他熟悉的領域。此時，他可能是一個白癡，也可能是脫離嚴謹專業生活壓力的逃犯，要將他內心中的一些感性訴說而出。此時越不要專業，越能夠讓他快活。 

對許多不深入思考政治問題的泛藍軍來說，我不認為他有多少政治意識，但我相信他們僅從他們的日常生活去確定他們生活中的一些事務。其中包括一些反射性動作的研判。在他們的概念中，不管先天或後天，相信資訊權威是很重要的。在我們這一群戰後才出生，接受強烈國民黨教育的人來說，那些成績很好、能夠由小學一路過關斬將到大學、碩士、博士的人來說，我們的成就既可以說是自己努力的結果，其實也可以說是接受訓練的成果。接受這樣教育的人，很自然會接受他所設定的一些價值觀，包括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 

中國、國民黨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不可挑戰的神，挑戰他等於挑戰自己的信仰。但甚麼是國民黨呢？他是從中國、兩蔣（這兩個隨著散佈意識型態者的利益，可以進行互換）、外省人權貴、外省人等逐步往外延伸的概念。一如之前的艾頓的論點一樣，他認為台灣的教育使人無法瞭解愛中國及成為中國人是兩回事一樣，國民黨的中國教育的確有強烈這樣的傾向，甚至比之更嚴重。國民黨的中國教育讓人們將很多事情劃分成可以想及不可以想。「可以想的」就是順著他的論點往下推，然後得到他要的答案。「不可以想的」就是他在因應近代化及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必須編寫出一些涉及近代文明概念的東西，例如自由、民主與平等，但這些東西僅僅是可以由老師講，並且得出與現實渺不相關的結論與應用外，絕對不可以再深入接觸。而且在他所控制的各級學生、等級、格子中，僅能展現國民黨允許你的發揮空間而已，超過就是錯誤。因此所謂正統就是在他設定的範疇下，非正統是逾越他正統論述的。 

學成的意義是專業的，不是人的。當一個國民黨訓練下的人號稱「學成」，它意味這一個人已經在他的專業上完成必要的訓練，如此而已。至於專業以外的呢？最好依照他們以往的表現，最好不要去碰觸。所以台灣很多專家在本業上的表現是「學成」的表現，但本業以外的東西並不是他關心的，甚至是他根本無力關心的。這些人在專業學刊上的表現，恰恰符合國民黨的專業論點，所以他們的表現一點都不差。這是台灣學術界的狀況。但專業以外的呢？謹守本分的人不會被批判，因為他依舊躲在專業的框框下進行專業工作。當他們在研究時所引用的案例，若是外國案例，也因為這是外國人已經檢驗過的案例，那也不會出現問題。重要是那個案例如果是別人沒有檢驗過的案例呢？特別是台灣的案例，尤其是社會案例，他們就會出現很奇怪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生活檢驗並不是他們以往的方式，所以很容易出現爭議，他必須在另外一些專家的引述、檢驗，才敢說他這樣的案例是對的。即令他碰觸到，必須自己下判斷時，只要不涉及社會價值判斷，他依舊有辦法用他以往熟悉的「專業」、「學成」概念去判斷，然若含有前述社會價值判斷，就等於對他們以往訓練的挑戰與磨練。在現實問題上，當他們投遞在國外的專業刊物時，若不是外國案例，就是台灣本國案例，但外國人不熟悉，所以他們可以躲過批判。然若是大家在現實問題上真槍實彈對打時，很多以往訓練的缺失就一一呈現出來。 

你無從懷疑他對中國的愛，也無從懷疑張五常冷靜的腦，但你卻很難從他的文章中，感受他那溫暖的心。 

張五常尚且是上上之選的學者，有著令人讚賞的冷靜的腦。在台灣，許多泛藍軍的文章連冷靜的腦都有問題。你看到他激越的感情，卻看不到他冷靜的腦。他有著強烈中國nationalism的心，卻做出嚴重傷害他所處的中國的地區，那一群人應有的感情與利益。 

他們有溫暖的心嗎？當一大堆泛藍軍知識份子高暢愛台灣、走向中國之際，看著他們一個個將小孩之前或現在送往美國移民、定居，他連他出生的地方都欠缺一顆溫暖的心，你相信他對中國的心是真誠的嗎？真誠，就會讓自己及自己的下一代放在中國。連這樣的想法都沒有，你相信他有顆清楚的腦袋？ 

為何整個受中國文化深刻影響地區的人都這樣呢？我想那是文化問題。深陷其中的中國文化人，包括我，要如何出現一個好的、正常的社會呢？

我深思中。

中國文化的邏輯訓練問題。許多和南方朔接觸過的人都會稱讚他讀書很認真，家中滿是書。但這麼努力的人怎麼會寫出一大堆邏輯不通的文章呢？艾頓，Taipei Time的社論副總編輯、前台灣日報的特約撰稿人，曾經反省台灣的教育。他說：台灣有很多人無法分辨文化與實際的差異，我們可以很欣賞中國文學，但不能由此就推論出我們必須是中國人。因為中國文化與當中國人是兩件事情。這樣的差異在英國人來說是很簡單、許多人都知道的常識。面對這樣的兩國差異，他認為與教育有關。中國文化強調記憶，這是在台灣接受中國教育，要理解中國文學很重要的途徑。在英國，邏輯卻很重要。英國人從小學教育就將邏輯視為必修的重要課程。因此英國人面對「愛中國文化、文學」與「當中國人」這兩個命題時，很清楚知道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但是對一般在台灣接受中國教育的人來說，他們因為沒有基本的邏輯訓練，根本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我認為南方朔有陷入那樣的困境中。不只他認為非成為中國人不可，還包括他沒有邏輯訓練有關。

然而說他們寫文章沒有邏輯也是錯的。許多統派學者的文章要能刊登在西方學術刊物裡面，也要有邏輯訓練，所以說統派學者都沒有邏輯訓練也不通。但他們再談及台灣的東西，卻經常出現邏輯不通的文章。解讀這樣的現象，我想必須從他們共有的中國文化去瞭解。

學術對他們來說，僅僅是謀生工具，但不是生活。所以他們在處理他們所寫的文章時，除了本業之外，就會回到他幼年所受過的教育，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教育中。那中間訴求感受，卻沒有邏輯。當他們面對要從現實中去表達他的看法時，他的訴求是由感性出來，然後套進邏輯的圈圈中，寫出類似有理性推論的文章。實際上卻一點邏輯都沒有，因為他們是先感性的得到答案，然後偽裝成理性的得出結論，因為是偽裝，所以當他自覺或不自覺的發現到他的推論與結論可能不一樣時，他是扭曲推論去遷就結論，這讓他的文章顯得有理性的外表，卻不堪人們用邏輯去檢驗。

儒家文化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主要在於他本身也是專制文化的擁護者，而整個形成的教育體制的過程也是在專制文化運作下，認定是很好的方式。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必然要避免幾個專制文化中，必須避免的致命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和儒家文化對立的思考方式或邏輯推理。西方文化也有專制階段，但他們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訓練，所以專制文化必須在某一種邏輯內運作才能被接受。中國文化不是。他直接否定邏輯訓練來肯定他的專制。

不是作詩填詞，是生命感受。對台灣這些統派的社會科學學者來說，他們可能學不會台灣的社會科學。有幾個障礙是他們難以度過。除了邏輯訓練之外，最重要是近代化文明與儒家文化有相當大的差別，他們深陷儒家文化而難以自拔。在台灣，他們的確有很多人強調民主自由，但這是向上爭取，希望他們享有與他上層的人一樣的權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當中比較有勇氣、敢講話的人，如李敖、龍應台等，會用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精神要求民主化、自由化與人權。但是當比他們地位差的人要求至少和他們有相同權力時，他們又馬上回到菁英主義，認為這些人不足以和他們有相同權力。將這樣的脈絡放置在中國文化中，就可以發現他們嘴巴所講的民主，其實是一種傳統政治上的爭權行為，不是近代國家的民主問題。因此他會出現雙重價值觀。在沒有權力的時候，喊出要增加一大堆人的權力；當有權力的時候，又要限制一大堆人權力。國民黨就是很好的案例。孫中山在革命時，強調自由、民主的國民權力，當他有權力之後，他或他的追隨者就又提出革命民權、軍政、訓政與憲政之說。

他們這種因應環境所出現的不同論點，他們自己並不認為是錯的，反而認定是對的。主要原因與他們沒有邏輯訓練有關，也與儒家文化有關。儒家文化也強調在相同狀況要有相同答案，但甚麼是相同狀況，就有相當多的論點要討論。這一大堆的狀況討論，其實就是強調權謀應該高於理性推論，也強調在他們的人際複雜的關係中，很難找出絕對相同得兩個人，所以人際互動必然是因人而異。既然如此，平等對他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然而民主的強烈意涵之一就是人民都是主人，這是一種平等論，但如前述，這種論點在儒家是難以成立的。

因此統派文人所看到的民主自由，很難在他們的生活中產生深刻的近代國家意義。他可以提出很多民主、自由、具近代國家意涵的政治名詞，但他的領略卻不是西方的，而是儒家的。我們看到許多在戒嚴時代喊民主的人，等到台灣人崛起，慢慢給全民民主、自由時，他們卻先後以各種方式出來反民主、自由。當我們找出他以往的論點去質疑他現在的行為時，他又拿一大堆理由去證明他其實也很愛民主，但某某人因為欠缺怎樣的品德。。。，所以必須反他。我們看了好像是對的，他們所講的也是一套道理，然而你在看他現在所支持的個人或團體，難道更乾淨、有品德嗎？他又找一大堆理由去反對你的論點，而這些理由又跟前面的理由緲不相關。等到你在反駁時，他又找出新的理由去辯護，而這些理由又和前面的不一樣。也就是他先確定要批判或支持你，然後找一大堆理由去支持這樣的論點。這樣的辯證過程可以瞭解他們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欠缺足夠客觀的思考方式，也可以看出當理論在現實中推展時，他們才發現以往他們的論點對他們有怎樣的影響，為了要捍衛自己的階級、民族利益，必須用「亂講」來保護。

在他們的意識型態中，既沒有真實民主，又怎樣領略真實的民主意涵呢？因此當他們看到有人出來爭民主，而威脅到他的利益時，他馬上出來反對。然而當他看到遙遠別國人士的英勇事蹟，又高唱「有為者亦若是」的論點。從他的言論你看不出他的各種歧視，他也不認為他有歧視，他認為這個叫秩序。

阿扁總統或者許多綠軍領袖可能還不清楚這一場綠軍領袖被凌遲的文化意涵，他們僅僅從司法平等的角度去看特別費這一件事情的發展，甚至認為解套連蕭就是解套所有的綠軍領袖。這是錯的。在政治上，這是場政治鬥爭，除非連蕭有足夠的政治實力，否則一定會被修理，至少會留下個尾巴來羞辱，需注意連蕭都是出身被殖民者身份的台灣人。在他們的眼中，連戰依舊不是外省權貴。其次，連蕭解套也不等於綠軍會被解套。不然，解套馬英九就應該解套所有人，為何還要等到連蕭呢？馬英九有公使錢，為何其他人就沒有？在文化上，這是主人與奴隸的鬥爭，是上層與下層的鬥爭。

中國文化當中，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風格，基本上是階級問題。他們認為他們是統治階級，應該以統治階級的角度去處理他們面對的問題。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問題在於他們不瞭解這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很難經由寧靜革命就可以完成。

台灣的統派文人其實生活在雙重社會。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士另一個角度分析上述問題，其實台灣的統派文人是生活在兩種不一樣的精神生活中。一方面他高喊民主、自由，認為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肯定他自己的進步性，但實際上他們卻又生活在封建世界中，必須以封建思考去處理他周遭的問題。就他們來說，他們或許不這麼認為，他們認為生活在台灣所碰觸的問題，是統獨問題，思考更深刻的人會認為是民族問題，但繞回這些人所受到的文化影響，那也是一種中國式的階級問題。不僅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也是封建與近代社會的對抗問題。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心靈世界中，本省人與外省人本來就不是相同地位的一群人，不應該接受相同得社會待遇、處理相同得問題。這樣的階級觀點讓他們深深認為本省人不應該騎在他們頭上。

對他們來說，這不叫歧視，這叫秩序，只要按照君臣父子的倫理運作，就是一個國家最好的發展模式。

因此，當他們在處理有關民主、自由時，那不是現實的事物，而是遙遠的試題，會做與否僅僅涉及統治社會階級的內部晉升問題，但絕對不涉及要不要實踐的問題。你會看到許多統派知識份子將西方近代國家那些民主、自由等等相關概念講的天花亂墜，甚至什麼精深理論都屬於他們研究的範疇之一，然而就實際運作來說，這些都不是虛構的。只要碰觸實際問題，他們心中所要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東西。

檢驗以往在台灣那些知識份子，統派知識份子那種階級、強烈隱含與民主社會對立的概念與作法就不用說了，連那些高唱民主、自由的人都這樣。李敖是戒嚴中期最強調民主自由的外省知識份子，龍應台則是戒嚴後期最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先後在台灣完成中學及大學教育，人生的過程中，在台灣活動的時間遠高於在中國。其次，他們的文章當中，對自由、民主的論述與強調都特別鮮明，也曾經先後被認為民主、自由的強烈擁護者。不過他們面對台灣逐漸民主化時，卻和他們在戒嚴時代的言論不一樣，一一退回保護專制、獨裁，甚至是他們痛恨的國民黨，乃至超越國民黨，去擁抱比國民黨更殘暴的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這樣做，可以解釋為中國nationalism所產生的反應，也可以解釋為追求統一理想下的政治動作。但將他們這樣的動作與他們之前的一些行為進行比較，卻出現難以貫穿解釋的邏輯合理性。我們認為統獨、階級都可以解釋，而最清楚的，應該是他們內心中的中國文化。看過李敖以往的批判文章，在看他到中國去講話的言論，讓人無法理解這兩個時期的李敖是不是同一個呢？這樣的疑問也出現在龍應台，他可以一方面批判國民黨，一方面要發揮延安精神。一個人怎麼可以用近代國家標準去要求一個戒嚴政權，卻又歌頌比國民黨戒嚴政權更封建保守、沒有人性的中國政權呢？

這樣的行徑其實與南方朔那些矛盾的文章有相通之處，不是他們不懂其中重大差別，以李敖的精明，龍應台受過西方教育的狀況，甚至南方朔在社會上應對進退如此長久的狀況下，他們不應該犯下那麼嚴重的矛盾錯誤。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中國文化的訓練，讓他們內在邏輯中認定，只要和那樣文化的中心結合在一起，他們的心中就擁有合理的狀況。那應該算是儒家文化「秩序」的一部分。或許他們也批判儒家文化，就如同李敖強烈反儒家文化一樣，但一涉入中國文化之中，他難免又陷入那樣的情境。「我必須在這一個應對當中，爭取自己必要的階級提升，但我不應該將低我階級的人，也認為應該享有與我相同一樣的待遇。」

李敖高喊民主、自由，就我們這些台灣本省人來看，他真的替台灣人講話。但你看他對爭取民主、自由行動派的那群台灣人，就根本不將他們當作與自己相同的一群人。「只有我當老大，沒有你當老大」的狀況。這些人都這樣了，像李登輝前總統這種爬上他頭上的台灣人，更是他看不起的人。所以他用心血去批判李登輝前總統的政權，甚至不惜與他以往批判的人站在一起，對抗給他民主、自由的人。

我們對李敖的觀察，相當程度在於他強調與胡適、雷震、殷海光等等民主人士相牽連，也和他的論述合在一起看。但我們不知道在李敖的心中，胡適、雷震等等是和他在同一個階級的人，在此所謂爭取自由、民主，基本上是李敖「我們這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不是全民的自由、民主。李敖之所以反國民黨，不是反對國民黨對全民的白色恐怖，而是反兩蔣對連他們那樣階級的人也白色恐怖，從而讓他們那一個階級沒有民主、自由。如果我們再從他對他老師嚴僑的態度，更可以瞭解祖國的重要性高於他心中的民主、自由，一旦祖國需要，他都可以放棄民主、自由。這在他解嚴之後的表現可以瞭解。我們從李敖以往的論點，看出他的確講民主、自由，忘記他的民主、自由是有「秩序」的。

龍應台也是一樣。他當然會批判國民黨，因為那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所展現在文化上的行為，然而一旦碰觸到全民民主、自由的問題時，他就縮回去他的我群階級利益之中了。龍應台與李敖都有矛盾特性，但兩者不一樣。李敖如中國人所批，他是流氓、痞子，敢言人所不敢言。但李敖同一篇文章內部的邏輯，沒有強烈明顯的矛盾，要抓他的問題必須從他早期的主張進行比對。龍應台的文章是：長在時間內的比較，出現矛盾；在同一篇文章內也出現矛盾。龍應台一方面要透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強調他高人一等（甚至高所有中國人）的地位，但又要支持比台灣不民主、自由的中國，且要批判台灣的各種現象及政治人物，讓許多頭腦清楚的人，一眼看出他邏輯上的自相矛盾。

這樣的現象在與他們有相同背景的人，都出現相同矛盾的現象。面對這樣的狀況，你會發現到底他嘴巴中的民主、自由與一般近代國家國民口中的民主、自由有何相同之處呢？

左右派都一樣的儒家式的腐敗。在台灣，屬於近代國家右派是那樣的腐敗，左派又何嘗不是呢？一方面高唱社會主義，一方面在統一論述下，與右派法西斯政權、政黨結合在一起。一方面高唱左派式的民主、平等，但面對統一利益時，又轉向右派。夏鑄九在2004年替連戰開路護航，強調他支持低學費政策，就是一個明顯的案例。我們看2004年、2008年的許多反扁動作，除了右派的口號外，也有一大堆左派出面反扁、反民進黨。我們也承認阿扁政權有相當右派特色，但左派到替更右派、具有法西斯政權特色的國民黨護航，既令人難以理解。我們再剖析那些所謂的左派人士，表面上強調平等，但他們今天的許多地位，追索到發展軌跡，一大堆也是特權得到的權力優勢。換言之，他們強調的平等，與共產黨式的平等是一樣的，「大家都要平等，我除外」。

 看中國或與中國文人有關的一些文獻，如果僅僅是隨便一觀，或許感受不深。但若要仔細去解剖文章理路，甚至他引述資料的內容與文意，就會有很多困擾。  

看些立場偏統派的學者在討論紅衫軍的文章就是很好的案例。深刻觀察紅衫軍成形前的社會變化，就會發現之前的一些跡象實際上都呈現政治操作的跡象。許多會參與紅衫軍的群眾，都具有相當特性，他們不是所謂無利害關係的第三者、中間人士，基本上是屬於藍軍或深藍軍的一群，有著國民黨掌權時的一大堆利益，並且有相同思考方式。我們從施明德喊出要反國民黨的貪腐，即被噓聲、有人要求要拿回捐款等事就知道；我們從施明德喊出一人一百元捐款時，就有很多公務機關隨之發動就知道。公務機關是傳統國民黨的權力基礎區域。他們的反陳水扁總統，不是從現在開始，在李登輝前總統逐漸要掌權時就出現了，只是當時用的方式與現在不一樣而已。至於媒體24小時攻擊陳水扁總統，瞭解台灣政經、媒體生態的人都知道，這些東西多掌控在國民黨、統派手中，他們反台灣人掌權是在李登輝前總統掌權就這樣了，不是從現在才開始。換言之，所以分析這樣的現象，與其說他有強烈的社會意義，不如說他有精準的政治鬥爭意涵。這些現象在許多討論紅衫軍的論述中出現，一位用心於台灣社會現象分析的學者應該會知道，以那些教授對台灣社會現象的瞭解，他們應該知道，只是他們不說而已。 

在2004年的反扁運動，統派的楊祖珺也寫一本書強調這樣的活動多麼有意義，但幾年下來，誰相信呢？那麼龐大的反扁運動，最深刻的作用是國民黨拿著我們的錢、國民黨的黨產在進行鬥爭，然後美其名叫做人民的憤怒。身為政治、社會觀察家，有和楊祖珺相類似的背景，怎麼會不知道與2004年群眾運動有強烈相似性的政治鬥爭運動，它所代表的政治經濟運動的社會意涵呢？

不是邏輯問題，是訓練問題。這些統派知識份子在撰寫這樣的論文時，就論文格式、撰述方式，乃至專業要求的邏輯訓練上，都可能中規中矩，上乘者甚且沒有邏輯問題或重大瑕疵。但假定仔細檢驗他們運用的資料，就會發現他們在解讀時，有意無意或者故意無意的將自己的意識型態貫徹其間，使得他在採取的資訊中，以他的意識型態做為取捨依據，並且依照這樣的資料排列出他想要的推論結果。從頭到尾，他的文章都沒有問題，邏輯、資料取捨、辯證等等，都非常符合學術要求。甚至他推論出來的結果，也會讓很多專業人士認為這樣的一篇文章乃是出自大師手筆。但若我們很熟悉這些資訊，我們就會發現為何他的資訊的取捨與我們有那麼大的差別，以致於對資訊的解讀和我們迥然不同。更且出現的解釋狀況，有太多與現實狀況有那麼多的差異呢？ 

  你可能認為我和他們的解讀不一樣，但我卻不這麼認為。我的看法是：他在做結論已經出來的學術遊戲。在我接觸過的泛藍軍、深藍軍來說，批判李登輝、陳水扁是一個既定的方向，甚至連形容詞、罪刑都已經確立了，僅剩下要怎樣講的有多種樣本，讓義正辭嚴、溫柔婉約、敦厚純樸、疾言厲色等等版本都齊全而已，學術僅僅是上述版本之一而已。  在2005年之後的許多藍綠對話中，藍軍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論述：不要比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可以全力批判阿扁，但任何舉用以往國民黨執政的缺失、替阿扁辯護的論述都在「不要比爛」的思考下予以封殺。「不要比爛」就是畏懼比較，將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政績和理想、比他們好的狀況去比，然後點出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治績有多差。  他們這種先決定答案，再處理過程的方式，讓他們的寫作失色不少。或許他們的著作可以對某些事件，取得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解釋權，但那不是學者應該要做的事情，而是政治要求的結果。 

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台灣與不涉及台灣的論文評述，出現強烈的水準差異。從他們對不涉及台灣的論文中，我們看到他旁徵博引的論文一大堆，這當然可以讓我們相信他是一個用功，甚且是治學嚴謹的學者，從而對他肅然起敬。然而看到他對涉及台灣的論文，又和他前述著作有著等階如此大差異的論述，許多地方根本不是前面那樣學者應該犯的問題，在這裡卻一一犯了，不禁讓我們懷疑這兩篇文章是否出自同一位學者的手筆？這種現象其實在立場偏統派的學者論述中，經常出現。就以前引南方朔先生的文章來說，他在討論非台灣的論文也是令人肅然起敬，這一位先生的確是非常用功的人。你看他為F.Fanon的名著「黑皮膚。白面具」的中譯本（心靈工坊出版）寫序，他是多麼尊敬這一位反殖民、反霸權的革命鬥士，但看南方朔站在具有強烈殖民政權特性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利益團體那邊，寫那種毫無章法邏輯的文章在批判本土政權，你就不得不懷疑到底哪一個才是南方朔？兩個都是，唯一差別就是他們的理性不能用在他們的生活、台灣。

看這些人的論文，再與另一個真實進行比較，讓我不得不佩服馬克斯、列寧，面對一個社會需要大改造的革命運動，政治改革僅僅是其中一個小的環節，社會、思想、文化等等的改造絕不可以輕易忽略。中國歷來的改革會失敗，就是沒有看到這一點，王莽如此，王安石如此，李扁革命也是如此，如果我們將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的話。

許多支持綠軍的人無法瞭解，為何阿扁做的事情比國民黨的輕微多了，但陳水扁被司法凌遲，但馬英九、國民黨不會。阿扁的國務機要費問題與馬英九的特別費問題的差異，尚且還可以說兩種不同項目名稱的支出，但呂副總統、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行政院長的特別費支出，竟然也採用比較嚴厲的不同標準在處理，這種很明顯的雙重標準，為何泛藍軍看不出來呢？我想那是兩種階級、兩種文化碰觸在一起的結果。

一如上一篇所講，儒家文化強調身份、階級，深染這種文化的人就會以那樣的邏輯去處理事情。要瞭解那種人所寫的文章，相當程度必須深入那樣的邏輯才能瞭解。對南方朔等人來說，阿扁有罪是對的，因為他們位在他們不應該的位置，做出不合他們身份的行為，所以必須予以譴責。這種定罪方式與西方那種價值觀、研判角度不一樣，所出現的不一樣判決、決定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方式是針對事情，只要價值觀、角度相同，不管任何人都應該會有相同得結果，但阿扁遇到的卻是即令相同價值觀、角度，只要身份不一樣，就是不對。

這也和種族歧視不一樣。因為即令相同種族，只要身份地位不一樣，也會出現不一樣的結果。蔣家第四代，蔣孝勇的兒子蔣友柏，說出一些非常刺耳的話，馬英九他們都不回話批判。這些話如果出自同種族的別人嘴巴，早就被判為大逆不道了。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乃是蔣友柏出自超級統治階級，不可以對他出現不敬的話，即令說謊，都要維護他。南方朔那篇文章「「南方朔觀點－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中國時報，2009-06-16，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061600384,00.html）」」的結尾，做了最佳的註解。「最近有好多個外國記者看不懂台灣的新聞而來問我，有個人在了解之後說：「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這樣的文章標題，不敢寫出是自己要下的，需假借外國記者來免除自己冒犯天顏的道德困境，而創造這樣的結果，他也用「台灣的標準在降低，柔性的造神運動在形成，有權無責的媒體新統治模式在出現，我們更加深信白居易所說的，這一切讓時間來做判斷！」將責任推給媒體，不敢直說這是政治運作，甚至是馬英九身邊的人推動的，一切推給媒體。

和這樣的文化接觸，有很多地方是別一種文化的人，若要瞭解，有相當強烈的困擾。

因為他們會用相同得名詞去講同樣的一件事情，但他心中所想到的，與你心中所想到的，會因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以最近的案例來說，馬英九老是強調廉潔、清廉、品德，甚至推動有品運動，彷彿他是一個有品德的廉潔之人，但仔細看他以往的表現、他背後政黨展現的骯髒，為何他敢這樣厚臉皮大聲說出那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呢？其實，我們若瞭解，就會清楚他真實的意義是甚麼？他是要講給被統治者階級去聽的，不是全民。這是「君」、「父」講給「臣」、「子」的。所謂品德，是要求「臣」、「子」的，不是「君」、「父」。他這樣的運動僅僅表示他對「臣」、「子」的表現所出現的看法，不是他自己和自己的階級也要力行這樣的運動。

馬英九的有品運動僅僅顯示其中一個案例而已。如果我們聯繫許多他選舉前所講的話，以及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兩者經常出現南轅北轍的現象，甚至馬英九說不要的，就是要的；馬英九說要的，就是他不要的。讓很多人懷疑總統大選之前與之後的馬英九是不是同一個人？我的看法是：同一個人。在馬英九的心中，面對同一個名詞，其實存在兩種、甚至是多種意涵。即令誠實這一個名詞，也不例外。對馬英九來說，他始終誠實，你會批判他說謊，只是你不瞭解他那種「君」、「父」身份的人，對某一個名詞所做的解讀方式而已。一種、兩種或多種解讀，不僅不是角度不同，而且可以同時存在，同時成立。

從統派文人的文章看中國文化（二）階級意識與邏輯推理 

從這一個角度回過頭來去反省中國知識份子的妥協，我們會發現中國知識份子的中國nationalism，其實是一個虛構的需求與壓力。他們認為一個強大的中國比甚麼都重要，為了這一個目標，許多他們口中高喊的理想、正義都可以輕易妥協。並由此推展出許多相關概念，包括統一，都應該如是處理。南方朔面對本土政治人物的崛起與掌權是這樣的態度，其他在台灣的親中知識份子不也多是這樣嗎？

他們這樣的妥協，出現許多問題。

不誠實的雙重或多重性格。類似像南方朔這種所謂熱愛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一方面喊出許多轟轟烈烈、義正辭嚴的論述，強烈要求別人要怎樣又怎樣，但一方面卻自行做出違背前述論述的行為。我不清楚南方朔有沒有直系尊卑或旁系親屬在美國，但許多和他一樣高喊要愛中國的、出身背景與其相似、相同的人，都有這樣的特徵，考察他們的言論與行為，在在顯示他言行不一致的現象。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為，形成中國文化極為強烈的特徵。他們對自己的要求與對別人的要求是不一樣的。這是儒家由身份確定行動的哲學，最主要的特徵。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們人們行動的要求，不是建立在一致的標準，而是因人而異產生的不一樣的行動條件。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一方面不准台灣獨立，也就是住在台灣的人不能成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人，一方面卻鼓勵自己及自己的長輩、平輩、晚輩一定要當外國人，而且認為這是尊榮的行為。

在邏輯推論中，「歸化為外國人」與「追尋台灣獨立」有相當高的共通性，但為何在他們心中會出現南轅北轍的評價呢？答案是「身份」。更細緻檢討是另一個類似命題。以往，若有人說他某某人取得外國國籍、綠卡，一定會被外省人工極為數典忘祖、牙刷主義、不愛國等等罪名。但若是他自己的親人取得外國國籍，就出現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從極端惡劣的評價轉成極為尊貴的敬意。由此反推「追尋台灣獨立」，並不是「追尋台灣獨立」這樣的行為不對，而是追尋的人不對。奴隸不應該出現主人的「高貴」行為。這是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邏輯推論出來。我、我這個階級、種族是「君」，他、他這個階級、他那個種族是「臣」，我是「父」，他是「子」等。

在這種狀況下，要研判一個人的行為到底對不對，不是從邏輯去思考，而是從出身、階級去思考。同樣一句話，出自他們就是對，出自被統治階級就是錯。這種由社會脈絡去決定是非的思考方式，才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為何我們無法理解他們的行動，而他們無法現代化的主要原因。

南方朔的文章就很清楚點出這樣的特性。他其實知道擁戴的行為是不好的，但他無法反對。那是兩組觀念衝突下的答案。

面對李扁，他必須強調他們錯。因為李扁本身就是奴隸，是「臣」、「子」，這種身份的人，僅能做那樣身份的職位與工作，但他們竟然跳上去管具有「君」、「父」身份的南方朔這種人，就必須予以聲討。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然而南方朔也受有一點近代文化的教育，也有一點屬於非奴才式的思考（這或許受到李扁當政所得到的好處，但他絕對不會承認，一承認就有失身份），因此當他發現擁戴這種奴才行為時，他感到不快樂。一方面這是前封建時代的東西，讓他不爽。一方面讓他感受到過去二十年所沒有的狀況，在李扁時代享受民主、自由慣了，突然無法忍受當奴才的感覺。

然而他身上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依舊不變。面對馬英九，南方朔是「臣」、「子」，他依舊要執「臣」、「子」之禮。

因此，他一方面要展現身份，寫出「造神」運動的荒謬，但他不敢直說，只好講軟性。然而他又不敢直接對主子批判，所以全文寫的很隱晦。可以罵奴才的李扁，卻不能直說主子的名號。 

我們從南方朔的文章會找到那麼多的矛盾，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人為何不能呢？因為他們的邏輯接受南方朔的邏輯。而以南方朔的身份、地位，若他發現他的文章有嚴重問題，他也會愛惜自己的羽毛，不敢寫出來。但他依舊寫了，可以推論南方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有矛盾，這很有可能南方朔本身沒有邏輯推理的訓練。因為中國文化不強調邏輯訓練。

一般人來說，若發現某人文章有邏輯矛盾的缺失，大多不會喜歡他的文章。然而一些愛好南方朔那些有邏輯矛盾文章的人，為何依舊喜歡呢？我想和他們欠缺邏輯訓練有關吧？

  看過和南方朔訓練背景相同的人，都出現相類似風格。一方面欠缺邏輯條理， 一方面很喜歡引經據典。唯其引經據典，訴諸權威，讓別人在權威的陰影之下，必須看重自己的文章，從而確認自己文章的份量。這種行為難道不也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心靈的展現嗎？再者，訴諸權威不也發揮震懾的作用，讓人在畏懼權威之餘，不敢對他的文章理路進行邏輯分析？ 

在中國文化下，一篇文章的重要性，與其說寫的好，不如說講出多少權威的話。

從統派文人的文章看中國文化（一）

在台灣的媒體世界中，統派勢力是很大的，其中，南方朔先生又是其中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文人。他不僅文章多、影響力大，許多所謂有思想性的新書，也都喜歡找他寫序，顯示他不僅是文人、新聞記者，也是頗有影響力、頗受尊敬的知識份子。但仔細分析他的文章，卻發現他具有相當多矛盾，這樣的矛盾也出現在許多統派文人的文章中。包括深受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身上。我們覺得有必要深入檢討。

批判南方朔的文章是很累的，不是他寫的好不好，而是根本邏輯不通的事情。但你還是要批判，因為他有影響力。

南方朔這一篇「南方朔觀點－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中國時報，2009-06-16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061600384,00.html）」一如他以往的文章一樣：鬼扯。

他說：「今天台灣有許多已被判刑或正被羈押的人物，在他們獲得權力前，那一個不是把清廉與道德掛在嘴上，開口閉口都是改革與理想嗎？」這句話犯了兩個問題。「正被羈押的人物」等於是有罪嗎？假如以往審查特別費時，將馬英九抓去拘押，請問他會用以下這樣的話攻訐嗎？其次，在台灣目前這樣的司法環境，「已被判刑」者能不能稱為有罪？一如被史達林控制下的司法判決，你能相信他公正嗎？

「而今天的台灣，其實已進入了一個近代社會發展很詭異的階段。過去十年多的李扁亂政，已使得台灣的理想主義徹底退潮，如果還有任何人寸心未泯，一定會被人認為是蠢人；由於理想消失，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判斷標準遂大幅下調，只要平庸就已成了天大的美德。」這段話的重點在「李扁亂政」。如果他的說法成立，則在「李扁亂政」之前的蔣中正或蔣經國，兩個或至少有一個是正常的，隨後才有所謂亂政。但兩蔣時代都是戒嚴時代，也是專制獨裁的時代，照南方朔的論點，假定他們有人稱正常，就表示南方朔支持戒嚴、專制獨裁的其中一個或兩個都支持，不管哪一個，都意味他支持獨裁型政權。在所謂「李扁亂政」的主流施政中，最主要是民主、自由，允許人民公開批評他。觀乎南方朔的上下文，我們不得不承認南方朔是支持專制獨裁。

繼承李扁之後而當上總統的馬英九，在南方朔這樣的評論下，其實遇到矛盾。假定馬英九繼續李扁之亂的政策，給他自由，馬英九就是作亂。假如馬英九不給他自由，馬英九就是專制獨裁，而專制獨裁又是南方朔強調要熱愛的理想。

其次，我們要注意，他所批判的擁立現象在兩蔣、馬英九時代都有，但在李扁時代都沒有。兩蔣與馬英九時代恰恰是他認為好的時代，卻出現不好的現象。也就是高標準的社會出現低標準的狀況。而在兩蔣那個高標準時代之後的李扁則是他說的低標準時代，然而這個低標準時代卻又出現高標準的評語，然後才會出現低標準又擁立馬英九的現象出現。這一大堆矛盾現象其實點出南方朔文章中的困境。他一方面先認定李扁是不好的，卻又不得不承認他支持的兩蔣、馬英九卻是比李扁更差的。

其實南方朔就必較高級嗎？他一方面批判馬英九，但卻不敢直接說出所謂擁立戲碼，所擁立的人是誰？南方朔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的默認行為嗎？

南方朔直接點出：「君不見，過去台灣民主化，早已使得統治者必須時時走上火線面對挑戰，有時甚至還鬧到唇槍舌劍、齟齬不斷的程度。」這不就是南方朔所謂李扁亂政所出現的現象嗎？而這樣的現象在他的行文意思，其實是肯定的。所以他緊接著說：「但在目前這個復古保守的時代，效忠的分身部隊已多得難以勝數，每有一件不利的事情發生，效忠的分身部隊即放話的放話，寫文章的寫文章，當名嘴的當名嘴，把一件統治者必須自己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的事，透過媒體運作搞成了一團爛泥。」難道南方朔不敢說以往的李扁時代比較好，搞到這樣的狀況，現在的當政者不需要負責任嗎？

為何民主自由不能出現在一些國家之中呢？我想屬於利益方面的思考是一個很重要的困境。對許多外省人來說，台灣獨立是他們難以忘記的夢魘，他們要反獨立。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統一的利益必須優於一切，包括優於民主、自由。所以他面臨兩種選擇。當獨立與統一之中必須選一個時，他們選擇統一，當「專制與統一」是一組，「民主、自由與可能獨立」在一起時，他們選擇「專制與統一」專制與統一。只有當統一與專制分離時，在都是統一之下，選擇專制選擇專制或自由民主時，他們的選擇才可能改變。這樣的狀況，將會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中國知識份子不可能在中國分裂狀況下選擇民主自由。只要是分裂是分裂狀況，就有人會強調透過高速動員的方式完成國家統一，然而這樣的方式等於默認必須支持擁有政治、軍事權的掌權者經由宣告戒嚴、動員來完成其獨裁體制。換言之，這一群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知識份子，他們嘴巴所講的民主、自由，基本上是美麗的夢，在他講述民主的過程中，他僅就遙遠的外在世界在談，一旦涉入現實狀況，他們又龜縮回去獨裁與專制的擁護者了。

中國人有沒有可能脫離這樣的思維內？我認為很困難。中國目前出現的那些維權人士，用台灣的講法是民主目前出現的那些維權人士，用台灣的講法是民主人權鬥士，這些人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假設中國已經強大、獨立了，所以必須爭取在強大、獨立的狀況下，所謂的民主、自由。這樣的心境與台灣那一批在台中國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一個是不要有個獨立台灣，所出現的支持獨裁；一個是認定不會分裂下的追求民主，那是不同情境下的兩個選擇。不是相同情境下的選擇。

有人或許會質疑，假如中國不是那麼強大，分裂，那些人權鬥士又出現，你怎樣解釋？我們從中國在對日抗戰、抗美援朝出現的狀況來看，我們就會發現一旦他們遇到外敵攻擊，所有知識份子都會在這個高帽子下主動放棄他們以往的堅持。這樣的放棄等於讓過去數年、數十年的努力全部付之一炬，然後在所謂平靜時代來臨時，又會有一群人在引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鼓動民主、自由，然而這樣的力量面對已經統一的政權時，往往出現衰弱而難以對抗的現象。我們看1911年、1928年、1937年、1945年之後的中國政權，每一個時期都有人會喊出民主、自由，都在強大的要求統一、國家強大的口號中，強調人權民主的人都紛紛被人民拋棄，然後政治、軍事強人再找一大堆理由來證明他的獨裁是對的。

很多中國人誇耀他們目前的科技發展，但是我們看國民生產毛額遠低於中國的朝鮮人民共和國連續發射具洲際飛彈條件的飛彈擊誇稱要核子試爆等軍事威脅動作之後，我想很多頭腦清楚的人就會發現，連如此的國家都具有這樣的條件，那工業與經濟條件比北韓強多了的南韓、台灣，當然也有這樣的能力，他們要不要走，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