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在二十世紀末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華文世界反應不一，中共冷淡認定他不是中國人，他是法國人。台灣有人以為台灣作家至少有二、三十人不在高行健之下，這是太樂觀高估台灣作家的價值與水平。也有人評估台灣作家至少有五位可與高行健分庭抗禮，這應該是較為懇切客觀的論見。中共的反映純粹基於政治及意識型態，台灣的反映則因為高行健是華文作家與其小說劇本的藝術表現。這些反映又讓文學與政治既有的纏結愈扯愈緊了！

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頒發除了人文藝術成就考量外，也難免國族分配等政治考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瑞典為堅守中立而停頒。一九四０至一九四三年因二次大戰停頒。一九０五年波蘭的亨利克‧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因《你往何處去？》（Quo Vadis?）而獲獎。主要原因是波蘭數度遭到瓜分，顯克維支是居住在俄國佔領區的波蘭作家，該年正是波蘭最黑暗的一年，帝俄的暴虐使全世界對波蘭充滿同情，瑞典學院頒獎，使《暴君焚城錄》（原譯「你往何處去？」）已不再是一部純粹歷史小說，它暗藏從未被發覺的政治意識。該書對尼祿（Nero）的邪惡帝國之描繪，在今日看來十分明顯地隱射帝俄鐵蹄下的波蘭。

高爾基遲遲未獲頒諾貝爾獎，是由於高氏與蘇維埃政權新文化政策推動的政治立場有關，他在蘇聯政府擔任文化政策最高顧問，晚年被蘇聯當局安頓在一座國有的宮殿中，獲得太多官方的榮耀，彷如一位蘇聯文壇的「教皇」。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依凡‧布寧（Ivan Bunin）更是充滿政治取向，這位俄國流亡法國的作家，坦白承認，他對祖國的「新主人」懷有恐懼感。他毫不隱瞞表示，他十分鄙視蘇聯文學——因為「它聽命於一個卑劣的政權。」

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意外落到賽珍珠手中，她的勝利該如何解釋？無疑地，慕尼黑會議後，歐洲棘手的政治情勢是一大因素。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位重要作家有辦法，或希望絕口不談當時令人心煩的世局。因此對於每位「不願過度干預歐洲事務，或觸怒世界當權人物」的人而言，這位荷裔美籍的作家，她似乎提供一個最理想的避難所。

與其說政治干擾文學，不如說文學關心的真實生活，無法擺脫政治。人類社會的結構，國家、宗教、企業、族群、家庭，本質即是政治。高行健獲獎是因為：一、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未曾肯定過佔全球人口超過五分之一，使用華文創作的作家。二、高行健的自由主義思想，運用西方文藝界熟悉的現代藝術手法，精確傳遞東方文化中道家及禪宗境界。三、知音馬悅然最主要的推手，將高氏作品翻譯成瑞典文，並在瑞典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中極力推薦。

同樣以華文創作文學的台灣作家，實力不遜高行健，他們的位置在那裡？台灣文學作品缺乏系統的外譯，這是世界化的致命傷，當全世界仍野蠻地以「國家」的政治單位，來衡量「文學」定位時，台灣由於在現實國際政治中，缺乏明顯被承認的國際人格，「台灣文學」勢必為世人所忽略。

文學不再以「國家」為單位，文學纔能與政治平行、平衡、平起平坐，文學要回歸人類共同生活與理想，以語文特性、文化區塊、族群融合、跨領域整合、自然共享等觀念重新來定位人類的文學。屆時，不再只有「美國文學」、「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的區分方式。也有「加泰隆尼亞文學」、「以第緒文學」、「台灣文學」、「愛斯基摩文學」、「美拉尼西亞文學」、「巴勒斯坦文學」…等較為精細、寬容、彼此體諒與發現的文學歸類法則。

一九五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冰島作家哈爾多‧拉克斯內斯（Halldór Kiljan Laxness），當時懂得，而且能夠閱讀冰島文的人數大約只有十五萬人，肯定拉克斯內斯，等於對冰島的偉大史詩傳統致敬，該傳統遠在英雄故事（Saga）時代便已成形，並從未間斷延續下來，他最大的成就，乃是將冰島文轉變成一種可以表達現代思想與感情的藝術媒介——藉此使冰島文恢復生機，同時鼓舞冰島年輕作家的勇氣，激勵他們使用自己固有的文字來達成藝術目標。冰島，是遠古北歐文學殘骸的忠實守護人，這項頒獎，足以提供人類因襲傳統對文學區分的方式，做另類多元的思考啟發。多族群多語群的台灣，在文學的航向上，冰島是發展的參照方針。

托爾斯泰、左拉、哈代、史特林堡、梵樂希…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的遺珠。這些作家存在的能量，證明諾貝爾文學獎的某些偏頗，台灣文學有足夠的能量成為世界的遺珠嗎？政治是永遠的多數主義，文學藝術的可貴卻在於它是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關鍵少數。在政治魚肉的大宴席上，文學藝術是不得不注意的喉舌之間的骨鯁，台灣作家有夠硬的脊椎，堅持骨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