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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泰隆尼亞文學不在西班牙」,這句話的意涵可能指涉加泰隆尼亞在政治上雖被西班牙統治,但傳統文化並不隸屬於西班牙,馬德里的學校不教加泰隆尼亞語言文學,這種母語從十六世紀以來沒有經過文字的磨練和演變,僅僅存在民間的口語之中。加泰隆尼亞文化經歷了漫長而斷續的歷史,它的前一部分產生於中世紀的下半葉和文藝復興時期,後一部分則是在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興起時成長起來的。前一部份和後一部分之間,有整整三個世紀的萎縮期,到了十九世紀,因為加泰隆尼亞的工業發展,使民族資產階級獲得充分的階級覺悟,於是民族主義就成了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的動力。「台灣文學不在台灣」,這句話的意涵可能更加複雜。可能指在台灣並不重視,並不自覺台灣文學的存在。可能指在台灣並沒有系統聯貫的台灣文學教育。可能指台灣文學被統派學者詮釋為中國文學的一支。就像加泰隆尼亞文學被世人從政治學上野蠻地劃歸為西班牙文學的一部分,他們無視於加泰隆尼亞語與西班牙內地的卡斯蒂利亞語兩者是不同而相異的存在,這類似北京話(中國普通話,或通用於台灣教育體系中的所謂「國語」),事實上與河洛語、客語、山地原位民語是不同而獨立的文化語系。台灣教育體系的教材,有關台灣文學、歷史……的部分比重偏低,長期忽視台灣主體文化的認識,被中國文化所建構的價值觀牽引而不自知。台灣文學、美術、音樂、地理、生態等相關台灣文化的課程,並未能普遍在台灣各級學程中設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社」發表「給陳維昭校長一封公開信-我們也要台灣文學系」,信中質疑三問:第一,一個沒有台灣文學系的台大,還能叫「台灣大學」嗎?第二,成立台灣文學系,卻要經過中國文學系的系務會議決議,不是很荒謬嗎?第三,台灣的子弟無去在台大研讀台灣文學,是否愧對生養台大的台灣社會?目前對台灣並不友善的中國各大學已設立了七十個台灣文學研究所,也出版許多相關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難道將來要研究台灣文學,還得跑到中國去?剛創校的「高雄大學」,竟然拒不成立「台灣文學系」,寧願讓「中國文學系」成為甚麼亞洲漢學研究中心,這不正是食古不化的荒謬嗎?裕隆汽車公司曾在三義推動「台灣詩鄉」活動,今年與台南市文化局、聯合報副刊,合作主辦在台南市孔廟舉行吟詩品茗大會,新聞稿發佈與會詩人名單有管管、白靈、渡也……等,獨獨就是找不到一名台南在地的詩人。楊熾昌(己故)、何瑞雄、葉笛、郭楓、林宗源、龔顯榮、羊子喬、黃勁連、林梵、李勤岸、張德本、王麗華、王卦怠、朱文明……等,這批世代承傳,各擅風格的道地台南詩人,是不會被心中只有中國文學,過去一直刻意壓制台灣意識的聯合報副刊放在眼裡,「台灣詩鄉」以台南為主題徵詩,在台南活動卻排斥台南在地詩人,這又是一起假台灣文學之名包裝中國文學的範例。當然某些台南人一看是聯合報主辦的徵詩,大概會不屑應邀參加,只是台南市文化局也未免太「近廟欺神」,找錯對象合作了!「加泰隆尼亞文學不在西班牙」這句話充滿加泰隆尼亞爭取獨立的抵抗精神。「台灣文學不在台灣」,這句話卻充滿台灣主體認同的危機,在「一中共識」要求阿扁總統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要台灣人屈從中國,以商逼政、力促三通的環境下,台灣內部統派力量正合力謀取台灣各領域的詮釋權,台灣文學從殖民歷史宿命中所凝聚的抵抗精神,在新世代年輕文學者向媒體靠攏投降的價值思維裡逐漸蕩然無存。有不少台灣文學研究者,腳踩兩岸,統獨統吃,真不知他們所認定的台灣文學到底在那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撒.辛格說:「意第緒文是一種流放的語言,沒有國土,沒有邊疆,得不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它是一種沒有武器、軍火、軍事演習、戰術之類字彙的語言,它是一種為外邦人與不受束縛的猶太人所鄙視的語言。實際的情況是:偉大的宗教佈講,猶太聚居區講意第緒語的人天天都在實用。」意第緒文學、加泰隆尼亞文學對台灣文學的定位與發展,應該具有認同信心的啟示。台灣不要像加泰隆尼亞被西班牙統治那般被中國併吞,中國文學的影響雖是台灣文學建構世界性的一部分,但台灣文學事實上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台灣文學要學習意第緒語過去隨猶太人流浪國際的痛苦經驗,從猶太的世界流浪中,轉化啟示,台灣文學向世界的伸展與邁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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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由英國劇作家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獲得,今年初品特曾表示將放棄舞台劇,專心詩集創作,去年他獲得歐文 (Wilfred Owen)最佳詩集創作獎,作品充滿對聯軍攻打伊拉克的嚴厲批評,他當時在演講中表示,「我們將凌虐、炸彈、謀殺、悲慘與墮落帶給伊拉克人民,卻大言不慚說,我們帶給中東地區自由與民主」,左派的政治立場十分鮮明。

高行健在二十世紀末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華文世界反應不一,中共冷淡認定他不是中國人,他是法國人。台灣有人以為台灣作家至少有二、三十人不在高行健之下,這是太樂觀高估台灣作家的價值與水平。也有人評估台灣作家至少有五位可與高行健分庭抗禮,這應該是較為懇切客觀的論見。中共的反映純粹基於政治及意識型態,台灣的反映則因為高行健是華文作家與其小說劇本的藝術表現。這些反映又讓文學與政治既有的纏結愈扯愈緊了!

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頒發除了人文藝術成就考量外,也難免國族分配等政治考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瑞典為堅守中立而停頒。一九四0至一九四三年因二次大戰停頒。一九0五年波蘭的亨利克‧顯克維支(Henryk Sienkiewicz)因《你往何處去?》(Quo Vadis?)而獲獎。主要原因是波蘭數度遭到瓜分,顯克維支是居住在俄國佔領區的波蘭作家,該年正是波蘭最黑暗的一年,帝俄的暴虐使全世界對波蘭充滿同情,瑞典學院頒獎,使《暴君焚城錄》(原譯「你往何處去?」)已不再是一部純粹歷史小說,它暗藏從未被發覺的政治意識。該書對尼祿(Nero)的邪惡帝國之描繪,在今日看來十分明顯地隱射帝俄鐵蹄下的波蘭。

高爾基遲遲未獲頒諾貝爾獎,是由於高氏與蘇維埃政權新文化政策推動的政治立場有關,他在蘇聯政府擔任文化政策最高顧問,晚年被蘇聯當局安頓在一座國有的宮殿中,獲得太多官方的榮耀,彷如一位蘇聯文壇的「教皇」。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依凡‧布寧(Ivan Bunin)更是充滿政治取向,這位俄國流亡法國的作家,坦白承認,他對祖國的「新主人」懷有恐懼感。他毫不隱瞞表示,他十分鄙視蘇聯文學——因為「它聽命於一個卑劣的政權。」

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意外落到賽珍珠手中,她的勝利該如何解釋?無疑地,慕尼黑會議後,歐洲棘手的政治情勢是一大因素。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位重要作家有辦法,或希望絕口不談當時令人心煩的世局。因此對於每位「不願過度干預歐洲事務,或觸怒世界當權人物」的人而言,這位荷裔美籍的作家,她似乎提供一個最理想的避難所。

與其說政治干擾文學,不如說文學關心的真實生活,無法擺脫政治。人類社會的結構,國家、宗教、企業、族群、家庭,本質即是政治。高行健獲獎是因為:一、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未曾肯定過佔全球人口超過五分之一,使用華文創作的作家。二、高行健的自由主義思想,運用西方文藝界熟悉的現代藝術手法,精確傳遞東方文化中道家及禪宗境界。三、知音馬悅然最主要的推手,將高氏作品翻譯成瑞典文,並在瑞典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中極力推薦。

同樣以華文創作文學的台灣作家,實力不遜高行健,他們的位置在那裡?台灣文學作品缺乏系統的外譯,這是世界化的致命傷,當全世界仍野蠻地以「國家」的政治單位,來衡量「文學」定位時,台灣由於在現實國際政治中,缺乏明顯被承認的國際人格,「台灣文學」勢必為世人所忽略。

文學不再以「國家」為單位,文學纔能與政治平行、平衡、平起平坐,文學要回歸人類共同生活與理想,以語文特性、文化區塊、族群融合、跨領域整合、自然共享等觀念重新來定位人類的文學。屆時,不再只有「美國文學」、「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的區分方式。也有「加泰隆尼亞文學」、「以第緒文學」、「台灣文學」、「愛斯基摩文學」、「美拉尼西亞文學」、「巴勒斯坦文學」…等較為精細、寬容、彼此體諒與發現的文學歸類法則。

一九五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冰島作家哈爾多‧拉克斯內斯(Halldór Kiljan Laxness),當時懂得,而且能夠閱讀冰島文的人數大約只有十五萬人,肯定拉克斯內斯,等於對冰島的偉大史詩傳統致敬,該傳統遠在英雄故事(Saga)時代便已成形,並從未間斷延續下來,他最大的成就,乃是將冰島文轉變成一種可以表達現代思想與感情的藝術媒介——藉此使冰島文恢復生機,同時鼓舞冰島年輕作家的勇氣,激勵他們使用自己固有的文字來達成藝術目標。冰島,是遠古北歐文學殘骸的忠實守護人,這項頒獎,足以提供人類因襲傳統對文學區分的方式,做另類多元的思考啟發。多族群多語群的台灣,在文學的航向上,冰島是發展的參照方針。

托爾斯泰、左拉、哈代、史特林堡、梵樂希…都是諾貝爾文學獎百年來的遺珠。這些作家存在的能量,證明諾貝爾文學獎的某些偏頗,台灣文學有足夠的能量成為世界的遺珠嗎?政治是永遠的多數主義,文學藝術的可貴卻在於它是不可或缺,無可取代的關鍵少數。在政治魚肉的大宴席上,文學藝術是不得不注意的喉舌之間的骨鯁,台灣作家有夠硬的脊椎,堅持骨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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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聽到文友轉述,某些北部所謂「主流媒體」的編輯說:「南部文學作者,可以先在南部的副刊、雜誌磨練磨練,再投稿到台北文壇來!」重北輕南可說是百餘年來台灣施政的偏差,若以為台北文壇就能代表整體台灣文學,這是膽大狂妄的冒險。解嚴後,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台北文壇主義媒體體認台灣文學日益受重視,從自由中國文藝的販賣者,搖身喬裝為「台灣文學經典」的催生者,過去他們只有中國,沒有台灣,無視台灣,壓制台灣,從事內部文化殖民,如今隨著政黨輪替,變色龍的伎倆一時盡出,一邊腳踏海峽兩岸華人文壇,展望世界藝術思潮,一邊謀略簒奪台灣文學主導詮釋權。現在三十五歲以下的文學青年,不少人是不瞭解戒嚴體制下,台北文壇主流媒體,曾扮演獨裁政權的旗手,在軍統情治政工系統掌控下,剷除自由民主思想,他們甘願納入黨政軍共犯勾串結構充當耳目。中南部有些作者,早年遭受當局白色恐怖打壓拘禁,認知這些所謂「主流媒體」的真面目,以作家的抵抗精神,與之劃清界線。這是不齒所謂「主流媒體」缺乏輿論耿諤的格調,恥與為伍。說出上述那番話的編輯,不是歷史的無知,就是違背作家基本良知的無恥。魯迅曾說:「文學好比籠中的獅虎,只能在籠外觀看。如果進到籠內,獅虎是會傷人的。」這句話說穿了文學的現實與藝術的搏鬥性格,生命的本質是籠內的獅虎,作家在惡勢力的籠內與生活的獅虎搏鬥,作家求真揭偽的良知,必定以獅虎的勇猛嘶吞虛詐。光站在籠外觀看獅虎燦爛的斑紋,不敢進入籠內與不義對決的文學,只是舞文弄墨的幫閒,獅虎一聲怒吼就可以令其張惶不知文學是真正何物?台北文壇所謂「主流媒體」,究竟在籠內或籠外呢?蘇聯瓦解共產主義的夢境,《古拉格群島》留下索忍尼辛文學的風骨。《憤怒的葡萄》促使美國國會對資本主義下農田工人營展開調查,史坦貝克這本書批判故鄉加州的農業剝削,有人讚頌,有人辱罵,甚至當眾毀書,加州各公立學校與圖書館都曾奉命禁止購買此書。作家的勇猛悲憫神似俠士的仗義柔情。魯迅如果再世,眼看中國當局對人權宗教的壓制迫害,民主之路距離遙遠,他的文學鐵定還要繼續「革命」下去。台灣寫作維生的環境惡劣,不少作者以作品能發表在所謂「台北主流媒體」為登龍捷徑,可以提高知名度,出版機會自然增加,於是紛紛自投羅網獻技靠攏。中南部作者群,執筆磨劍數十載者大有人在,明知所謂「主流媒體」稿酬較高,卻堅持拒絕投稿,偏偏寧願登作品在稿酬較低的南部媒體,難道中南部作者文學功力真的較薄弱嗎?文學不能妥協,不被利誘,作者長年生活清苦已經堅忍成習慣了,在風霜中繼續不停執筆磨劍,正是期許自我練就俠士的風範。法國十七世紀詩人劇作家大鼻子情聖「希哈諾」 (Savinien de 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可以在與敵手擊劍的過程中完成一首十四行詩,以法國近衛軍隊長身分率軍抵抗西班牙,批評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的劇作剽竊模仿他的構想,一生疾惡如仇,捍衛追求真善美。因得罪太多小人,結果被謀害,臨終時他背誦其表妹的愛人的情書,表妹才知所有書信都是希哈諾替英俊的部下,亦即表妹的愛人寫的。希哈諾去世前顛佇樹林間,喃喃說:「黑暗包圍過來,一生的宿敵:自私、虛偽、罪惡、背叛,此刻都在四週向我尋仇,要以謹存的光明來做最後的了結……」詩俠有守有為的典型,台灣文壇能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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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研究前輩許成章學術研討會中,有人質疑許氏歷經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為何在詩文中從未表現相關題材?許氏么女答稱:「父親四十年來潛心研究台語,沉默該是無言的抗議!」如果沒有沉默許氏也無法在八十一歲時呈現「台灣漢語辭典」這部巨作。烈士不是人人能當,用這種強人所難的標準衡量台灣作家是殘酷不通人性。日治時期「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經常有版面開天窗,那是日本檢查當局禁止刊出該篇報導文章,報社留白表示無言的抗議。一九四五年呂赫若奉日本政府派遣參觀台中州下謝慶農場,寫「風頭水尾」,載於「台灣時報」,後蒐錄於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呂氏必須應付日本當局催稿,文中沒有隻字歌頌皇民奉公支持決戰,反而藉一戶農家在勁風吹襲缺乏水源的海埔礫地上開拓,透過農民與惡劣環境搏鬥象徵台灣人的抵抗精神,呂氏的作家風骨可說盡在其中。戰後呂氏擔任「人民導報」記者,受當時建國中學校長也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陳文彬影響,思想逐漸左傾,終於在一九五二年「鹿窟武裝基地事件」中死難,可說是台灣文壇一大損失。國民黨統治台灣超過半世紀,一九八七年解嚴前,作家被抓被關,報社被封雜誌被禁可說不計其數。作家行文可說「心中都有個警備總部。」批評現實只有運用高度隱晦的象徵手法,纔能偷渡文字檢查的羅網,有人乾脆封筆,有人只寫不痛不癢風花雪月,不甘寂寞者眾多投入國民黨文化掌控系統、黨機關報社、黨中常委經營之兩大報,清溪文藝協會,把持中華民國文藝協會。王昇直轄辦公室,由軍校政戰體系出身外省籍作家秘密監視全台灣藝文界。「鄉土文學論戰」時就有作家甘為獨裁政權御用發表「狼來了」,打壓台灣作家所鼓吹的是「工農兵文學」,亂扣紅帽子。如今他們組團聲稱代表「中華民國筆會」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六十七屆「國際筆會」會議,他們同意國際筆會提案通過譴責俄羅斯出兵車臣,他們期望世界筆會有一天能在北京舉行,他們就是不願意譴責中國政府長期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葛拉軾在會中致開幕詞強調:「不要被網路世界化所迷惑,人類大國欺小國的歷史,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如此在進行中」,中華民國筆會的代表們,就是沒有聽懂這話所蘊涵的作家風骨。有些台灣作家在兩蔣去世的追思文集中,登錄追思詩文,如今時過境遷又搖身一變為本土派的急先鋒。有的強調自己多有台灣意識,可是中國大陸文壇稍稍一提到其作品,就露出一副皇恩知遇沾沾自喜的醉態。吳濁流曾說:「拍馬屁的不是文學。」點明作家要抵抗權勢。人世有許多污濁的膿瘡,作家要以勇氣的筆力揭戳,去膿生血尋活路,能見真誠才有善美。作家是良心。風骨是有守有為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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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抗議余光中 我與余光中毫無冤仇,一九九O年我的詩集「未來的花園」獲第九屆高雄市文藝獎現代詩正獎,猜想余光中可能還是投贊成票的評審之一。那我為何要在二OOO年第十九屆高雄市文藝獎頒獎典禮上,抗議余光中呢?抗議余光中「打壓台灣文學!」抗議余光中「狼來了!」抗議余光中「作家的風骨何在?」余光中打壓台灣文學的罪證,白紙黑字如實紀錄於他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在「聯合副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名叫「狼來了」。當時「鄉土文學論戰」剛爆發,一向依附國民黨的反共文學作家彭歌、余光中、尹雪曼、朱西寧等,一九七六年開始先後透過「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青年戰士報」等黨報民營媒體對台灣鄉土文學進行圍剿。批判尉天驄提倡寫實文學及王拓、楊青矗、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人的小說。余光中的「狼來了」,誣蔑台灣寫實主義作家關懷同情農、工、漁民的焦點主題,就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的「工農兵文學」,就是要搞階級鬥爭。余氏煽動說:「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學』,台灣的文化界真的大方。」余氏又栽贓入罪地說:「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自己的頭吧。」從文學作品檢驗,台灣至今有過工農兵文學嗎?就算有寫過楊青矗的「工廠人」,王拓的漁民生活「金水嬸」、宋澤萊「糶穀日記」的農民處境,這也不過是關懷社會現實,根本談不上階級鬥爭,余光中在戒嚴體制下充任思想警察拋出紅帽血滴子(中共同路人),分明意在致台灣作家陷於牢籠之險境。打壓台灣文學其人可誅!余氏被抗議後聲稱:「抗議行為找錯對象!」其實對余光中喊「狼來了」,是以其人之道還其人的反諷!反諷不解其意是充不了詩人的!作家甘願當獨裁威權的打手弄臣,違背良知至今毫無反省,風骨何在?高雄市教育局長曾憲政對抗議事件表示:「藝文人士的心胸應更寬廣,不要因文學創作素材不同而否定余光中!」這是模糊失焦的看法,崇尚自由主義西化派的余光中打壓與他創作素材不同的台灣鄉土寫實文學,他的心胸寬廣嗎?當年余光中心中有台灣嗎?「狼來了」一文余氏不敢將之收錄於結集,這段「鄉土文學論戰」余氏角色論點的歷史公案,《余光中傳》裡迴避不敢觸及,難道是心虛嗎?詩人要像戰士勇於面對昔日「光榮」的戰役。不要忘了「心血來潮,輕拍兩岸」時(余光中詩句),自己真正立足點在那裡?自己真正的面目要「慎獨」,要在「下半夜」(余光中詩)的側影裡反省「下半生」(余光中詩)。歷史鐵證,不容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