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儀社請堪輿師攜帶羅盤探風水，總是配合道士一邊大吹牛角法螺，一邊猛搖銅鈴，口含米酒對空噴吐，燒化符籙，再三擲茭以求得最適於亡者奠基安厝的方位，光憑這「一套」世代承襲的科儀，沒有變化不用創見，只要鈴響「鈴鈴——五千元進帳」，就能代代吃遍俗世天下。

有人讚美最近剛結束四年多來在副刊，持續發表二百餘篇文學短評的文評者K，功力見解真有「一套」，K也對自己能憑這「一套」 格鬥搏殺若干台灣文丑、文妖、文魔…頗感得意欣慰。多年來有些研究外國文學卻輕視台灣本土文學的學者，批評K只顧強調台灣文學主體意識，卻沉醉於傳統保守的寫實主義，對現代及後現代主義的偏見，阻礙K拓展世界文學的視野。顯然，有人質疑K久年來始終堅持他頑固的那「一套」，那「一套」萬一像衣服弄濕搞髒了，沒有另「一套」可替換該怎麼辦？

一位讀者可能有權按照自己的氣性偏愛某作者，但作為文學批評者，如果單憑「一套」僅有的系統，要解讀風格技法變化萬千的所有文學作者，將充滿誤解的危險。「一套」永不求變的批評方法，就像承襲混世的堪輿科儀，只適合埋葬亡者僅存的平庸德行，並不適於發現隨未來而存活，長遠不滅的作品。

不讀聖經，會減少瞭解西方文學三分之一，不讀希臘羅馬神話又減少瞭解西方文學三分之一，不讀馬克斯、佛洛依德，更無法瞭解西方文學另外三分之一。批評方法論，環環相扣相生，藝術思潮隨正反合辯證律則推進，跨領域整合彌補以偏蓋全的盲點，結構與解構的重置，中心與邊陲的逆思…這些都是企圖建構多重有機龐博的批評體系，評論的睿見呈現在體系的共振核心。共振核心是詩，也是哲學，不具備形上體系是作者的散漫與怠惰，缺乏多重解讀系統的操控能力，是批評者的自限，自限沒有資格批評。

一九二三年安德列‧紀德在論杜思妥也夫斯基曾說：「保守份子以及狹隘的地域主義者不屑一顧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真貌，只看他混亂的一面，然後斷言他一無是處。對這種論調，我的回答是：他們的敵對立場，對法國人的聰明才智危害極大。外國的任何東西必須能夠反映我們的制度和思維——簡言之，就是要投我們所好——否則我們是不肯接受的。我們因此犯了最嚴重的錯誤。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美學觀念恰好和我們地中海式的標準有所出入…」「我們僅會運用邏輯，追求秩序。法國由於只肯思維她自己的尊貌，她的過去，所以面臨十分危險的處境。…法國有保守的力量，反抗帶有外國侵略味道的東西，這原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然而若不是那種新鮮的滋補，又是什麼使這些力量得以存在？沒有那種滋補的話，法國文化馬上成為虛有其表。」這段見解，除了值得落後法國很遠的台灣人借鏡謹慎反省之外，能夠深刻體認杜思妥也夫斯基文學的能量價值，勇於批判法國文化的安德列‧紀德，一次世界大戰前，在以他為中心的「法蘭西評論」，一九一三年曾拒絕付印普魯斯特《往事追憶錄》的第一部「史旺之路」，後來由於紀德修正自己錯誤的論斷，一九一九年由改組的「新法蘭西評論」出版他的作品第二部「一群如花的少女」，出人意外地獲得法國「龔古爾兄弟文學獎」。紀德換「一套」系統修正自己犯過的錯誤，這種尊嚴的胸襟，評論者K能不戒慎理解嗎？

鍾理和說：「杜思妥也夫斯基，是我所不喜歡的作家。」文學評論者K一向推崇鍾理和作品是最好的文學，K只欣賞鍾理和抵抗封建及與生命搏鬥和對土地樸實的感情，卻忽略鍾理和讀「楊文廣平蠻十八洞」演義小說的視野，是難以體會尼采說過：「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甚至比發現斯湯達爾尤有過之。」這段話的多重意涵，哲學從文學中得到啟發，至於杜思妥也夫斯基影響尼采的超人思想，尼采與華格納影響希特勒，百餘年來日耳曼民族的軍國宿命，讓更特‧葛拉軾以《拒絕長大的男孩》（錫鼓）來反省批判德意志歷史，並以《我們的世紀》迎接二十一世紀。這已不再是光憑K向來固守的那「一套」所能橫行無阻的。

台灣的文學獎有官辦、報社主辦，民間法人籌辦等不同性質，表彰的榮耀與高額獎金的頒發，是文壇眾所矚目的盛事。吳濁流獎、吳三連獎、巫永福獎、賴和獎、陳秀喜詩獎，皆由台灣文人出資鼎力促成。其中尤其是由「文學台灣」雜誌，秉承一九八二年「文學界」的創刊精神，揭示台灣文學主體性而創設的百萬獎金「台灣文學獎」，格局氣魄最為恢弘，令人肅然起敬。

第四屆「台灣文學獎」已經揭曉，得獎作品已刊載於「文學台灣」三十五期（二０００年七月秋季號），短篇小說首獎作品〈車城〉，作者屠佳，一九四五年生，中國浙江慈谿人。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動畫系畢業。曾任職香港電台電視製作中心。一九八七年來台，現任雜誌社編輯，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文學獎。

屠佳的〈車城〉能得台灣文學獎，證明「文學台灣」的包容氣度，寬宏到足以賞識一位來台工作十餘年的中國作家，以台灣南部車城地區田野調查，參照史料素材，配合人物情節，用微觀全知觀點，呈現台灣人在歷史轉折，政局更替的投機寫照。

可是〈車城〉最令人失望的是，作者引用收集史料卻嚴重違背史實常識。例如：

王小姐精神振奮，「是上一批同事聽說的，一百多年前，日本軍隊從恆春半島登陸，你爸爸跑到猴臉山下，舉手歡迎日本人。」

徐啟天（中略）一字一頓說：「留言不足信，…（中略）。家父當時正巧從猴臉山下走過，因為陽光強烈，家父用手掌遮住陽光，看著日本軍隊經過。有個較新藤愛的少將跳下馬來問路，聽到家父日語流利，十分賞識…」（以上見「文學台灣」三十五期，二十九頁）

證諸歷史日本藉琉球船民遇難被高士佛社番所殺，於一八七四年以西鄉從道為都督，率日軍三千六百人由長崎出發，征討台灣生番，五月八日在今天車城南方的社寮登陸，當時日本尚未領台推行日式教育，徐啟天的父親老區長何來流利日語，讓日軍聽到十分賞識呢？

文中又描寫：「她（按：王博士）神態莊重說：「…非常感謝您（按：徐啟天）昨天提供「恆春案內誌」，我連夜看了，對我們幫助真大，連老區長童年時讀的公學校，都記載得清清楚楚，」（同上引三十五期，三十一頁）

日本在台灣設立公學校，當在一八九五年領台之後，老區長迎過日軍時幾歲？當時有所謂日本公學校嗎？一八九五年與一八七四年時間先後順序顛倒，嚴重自相矛盾。

文中還敘述王博士與助手明蘭寄宿福安宮，接待香客的老李是徐啟天的小學（按：公學校）同學，八旬老人（按：徐啟天自稱）的同學，以公學校的學歷目前接待香客，學歷識見之高未免太牽強了吧！更何況老李用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一樣形容「徐家花園」用辭，未免太中國化了吧？當時台灣日本公學校畢業的學生，能否讀得通用漢文文言書寫的《紅樓夢》，也是一個大問題？

文中徐啟天用自家花園種的梅子釀成的酒招待王博士與明蘭，試問車城屬熱帶氣候區，梅樹適合生成嗎？更何況摘梅子用來釀酒，顯然樹種與台灣氣候沒搞清楚，值得商榷。

文中更刻意比喻，「三月出來競選總統的那位跑得比朱年壽更遠，全省跑透透，怎麼樣，還不是一樣輸掉。鄉民也好，全國老百姓也好，眼睛都雪亮。」分明是別有用心，迎合台灣本土派評審口味，投其所好。

台灣文化歷史長期被外來統治者壓制、蔑視，能融合台灣文化符碼而呈現台灣主體反省的作品，是台灣珍貴的藝術資產，文學創作者面對歷史真實的誠懇，與面對自己作品的誠懇，理應同然一致。評審者更不應迷惑於文學中台灣歷史題材出現的驚喜，而一時樂昏理智，忘了嚴謹精確考核真切的史實。違背歷史真誠，即使有再好的佈局技巧文字美學，若不誠摯融會貫通台灣史料於生活中，僅靠巧取搬弄一些專有名詞，文學缺乏誠懇，露出大破綻，其餘還有何物呢？

     設在台南的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起舉辦「七等生文學世界」個展，為期一個月。展出七等生歷年出版的作品集、外文翻譯版本、私人信函、早期部分畫作、畫冊、作者肖像、及作者文學地圖。這是台灣小說家七等生首次叫有系統規模的展介，也可說七等生六十回顧展。

    筆者與台灣文學評論家張恆豪、小說家舞鶴、東海大學文學院長洪銘水教授，應邀與會發表感言。

    一九七０年第一次讀到七等生的短篇小說集《僵局》（一九六九‧林白出版社），黑白藍底的七等生與兩位遠近距離不同的女性照片，構成封面的主體。集子中〈俘虜〉一篇，描寫十歲小男孩闖入管制的海岸玩耍，被海防軍官囚禁成為俘虜，軍官作威作福嬉謔小男孩一整天後，纔獰笑滿足地釋放他。簡潔詩意的語法與排列形式，沒有絲毫強烈的表面批判，藉被禁足的海岸，暗諷了軍事戒嚴的台灣，深深打動我年少久被禁錮的心靈。

    一九七四年以前，我的大學時代，從「文學季刊」上讀到七等生的〈放生鼠〉、〈精神病患〉，那種描述藝術家生命孤絕對抗俗世、體制的純粹堅持，陪伴我度過當時身處僵化封建城堡中國文學系的無聊苦悶歲月。我的第一篇散文詩〈澀〉，及評論『七等生「流徙」的象徵寓義』，可說記錄了當時七等生陪伴我文學生命成長的痕跡。〈流徙〉，以一對男女處於情愛探求的歷途，被一個叫老董的角色騎紅色腳踏車尾隨監督，黃昏漸黯的暮色，彷彿保守文化沉睡老朽固守封閉自大的傳統，他們要共同穿破漫夜，迎接未來可能降臨的天光，男女尋愛的情境，與掙脫峻肅的政治現實逆境，巧妙運用象徵加以融合產生貼切的指涉張力。

〈在霧社〉有位台灣青年和他的上海籍同學，當晚同宿「霧社」，第二天他們要攜手一起去攀登「合歡山」。「霧社」隱喻關係不明曖昧矛盾的狀態，台灣與上海明指不同籍貫族群，攜手共登合歡山象徵族群融合的理念。《削廋的靈魂》（一九七六‧遠行出版社），以「土宛」影射台灣，傳遞對長期被教條箝制反個體自主的教育體系的不滿，算是七等生小說中最直接批判的作品。越南淪亡後的一九七０年代中期，〈我愛黑眼珠〉中李龍第的行徑，使七等生被抹黑為虛無敗德分離的「毒草」。過去台灣長期處於白色恐怖戒嚴統治，七等生毫不退讓妥協以其象徵美學涵養，隱隱建構耿直純粹自成的哲學思維。羅武格、李龍第、亞茲別、柯克廉等，雖然都是俗世中卑微隱遁的小角色，但他們的心靈都有著明亮潔淨的磊落胸懷，《白馬》（一九七七‧遠行出版社）是他們理想的天國、人世生命不染的淨土。

八０年代《耶穌的藝術》（一九七九‧洪範書店）七等生以美學觀點詮釋耶穌的新精神，重新思辨神、人、哲學的再生關聯。《譚郎的書信》（一九八五‧圓神出版社），繼續抒發對愛、藝術、美與生命本質的執著。

一九六二年七等生步向文學，迄今近四十年，作品長期被爭論，經常被曲解為避世遁逃漠視鄉土。其實用心了解就能發現七等生對人世是有不渝的承諾的，這就如他的短篇〈諾言〉敘述早年送給他人的妹妹，有一天帶他到養父母家，當晚小妹妹提煤油燈引領他到房間，兄妹倆同眠蚊帳中，妹妹想起親生的家傷心啜泣，他擁抱妹妹安慰她許下諾言：有一天一定要將他贖回。後來妹妹與他離散至今毫無音訊生死未明，面對尚未兌現的「諾言」，七等生認為：「諾言就如不完全的擁抱，還待另一次才算完成。那時我們將看見生活環境獲得真確誠實的改良、理想的抬頭，以及世界的和平。我們期盼至尊的君王降臨我們的宇宙世界，至尊的良知進入每一個人的心中和血脈，否則，我要見妳（妹妹）的日子是永不會來臨，我們永世也不會再相會。」七等生以個人生命歷驗的挫折與磨難，做為對人世許下救贖重逢的「諾言」，對妹妹的承諾，等於對人世的承諾。

發表《離城記》（一九七三‧晨鐘出版社）二十六年之後，處此社會鄉土民粹盲目高張，祇重急功近利，歷史、政治、統獨意識型態糾纏難解的時代，七等生的文學始終在台灣集體缺乏內省的狀態中，堅持個人對內在生命形上的思考，他沒有沉醉於早期作品〈阿里鎊的連金發〉那種平面風土寫實的格局，而轉向以象徵美學對生命內在深部開啟奧義，幸虧台灣有位七等生，否則，台灣小說形上靈魂的空間可能是礫地荒蕪一片。

在台南第一次七等生的文學展場中，第一次見到七等生本人，第一次與恆豪、舞鶴同在公開場域談論七等生，恆豪、舞鶴、台灣文學研究者許素蘭與我都是成大同窗，一九七八年在台南「筆鄉書屋」創刊《前衛》的文學同志，《前衛》第二期「福爾摩沙的明天」登載我對七等生〈流徙〉的小評，因此「七等生文學世界」展出，對我個人在台南的文學經驗具有珍貴的回憶。當年讀七等生〈期待白馬顯現唐倩〉寓義深刻如新，七等生始終期盼他的「白馬」，而我憧憬《未來的花園》（筆者詩集名‧一九八七‧鴻蒙文學出版公司），感覺在生命、文學、愛的歷程中，七等生與我都是暗夜裡的同行者。

五月中珍珠颱風掠過台灣，原本燠熱的天氣，突然被氣流引來一陣涼意，高樓桌上亂飛的稿件，用「小樽文鎮」才壓穩住。銅綠色橢圓型剛好一個手掌大的「小樽文鎮」，是台灣鐵路詩人錦連旅遊北海道特意攜回的禮物，上面鑄著海鷗、教堂、街燈、人行道，日本詩人石川啄木的詩句與海鷗共舞著小樽市町的天際。啄木的詩句是：

悲哀的是

沒有歌聲

一八八六年出生貧困農村的石川啄木，中學時領導過罷課，曾到街頭賣報為救濟足尾銅礦中毒受害者募捐。二十歲結婚後為維持家計，在北海道的函館、札幌、小樽等地擔任地方報紙雜誌的校對、記者、編輯。一九０九年入東京「朝日新聞」當校對，由於憎惡社會黑暗和保守而遭受迫害，一九一二年病逝，年僅二十六歲。啄木十二年創作生涯著有詩集《一握砂》、《可悲的玩具》、《憧憬》及小說集《病院的床》和《島影》等。作品反映社會不平和工人反抗精神，表達對農民、徒工、乞丐、藝妓、鄉村女教師的同情。

啄木在一系列「可以吃的詩」的評論文章中，認為詩歌應與現實生活結合，詩人要敏銳真實反映現實。他在藝術形式上對日本短歌進行改革，拋棄典雅辭藻改為現代口語，把俳句由三十一音組成按五七五七七順序寫成一行的形式，改為按內容的內在聯繫分寫為三行，短歌因此遂成為大眾能夠欣賞和運用的文學形式。

詩人楊牧獲頒「國家文學獎」，他對記者表示他擔心：「〈台灣文學〉若只是在地域上過份關注，將會失去全世界普遍性的文學關懷與追求。所謂〈台灣文學〉最後還是應該回歸到文學本身，是要給廣大的群眾讀，而不僅是給台灣的同胞讀。」

楊牧這段話所表示的文學理念，以世界和本土的對立，暗諷台灣文學的侷限，實有待商榷。證之楊牧「山谷記載」的一段文字：「我注意到旅棧外賣橘子的中年人，他不停地剝橘子給自己吃，給地上玩耍的小女孩吃，好像是懶散滿足的。這樣的解釋也有可能是錯的，尤其在現代，據說我們不宜自以為知曉鄉下勞動者的心情。例如看到漁火，據說我們不可以讚賞漁火的詩情畫意，應該思想打漁者的辛苦；例如看到那個懶散的中年人在為自己剝橘子，坐在春陽下和地上玩耍的小女孩遊戲，也許我們應該想到他種橘子時的辛苦，他挖土，他剪枝修茸，他施肥澆水，確實是辛苦的呢。如果永遠抱著這種偉大的同情心去觀察人生——自以為是偉大的同情心吧——我們便成為更完美的局外人，我懷疑，我們也不過是局外人而已。」可以印驗楊牧用揶揄的語氣嘲諷台灣文學寫實主義傳統中所強調關注的社會意識。在其語彙意涵裡，潛藏對台灣本土民粹地域性的輕蔑與不屑。

從詩與散文的藝術看楊牧是可觀的。但做為一位台灣知識份子，有必要以一貫對本土的疏離，來證明其超越與理性嗎？有必要以知識份子的倦怠，來自命是台灣的局外人嗎？倦怠自外於台灣，就能浪漫擁抱即將邁向的世界嗎？楊牧豐富的學養難道不能理解世界性的目標是由地域特色奠基而成？虛無、浪漫、倦怠，是詩人共同生命情態的一部份，石川啄木與楊牧，在各自的詩作中都曾應驗，啄木擁抱生活過的小樽，也批判小樽，擁抱民眾也批判悲憫民眾；楊牧有知性文采，感性情境，但是就少了對台灣歷史宿命熱情擁抱的悲憫。如此就藝術情操看來，楊牧只追求詩的貴族，石川啄木纔算詩的菩薩。

菩薩與貴族之間，令人想起贈送「小樽文鎮」的錦連，有一首詩「夜市」：

 西瓜——

紅的鮮豔之閃耀 

水份——

從少女們雪白的牙齒間滴落下來 

夜市

珍珠般的露水之氾濫 

露水隔不了夜，短暫的夜市泛濫社會低下階層群眾短暫如露水的幸福，幸福的動感，從少女們雪白齒縫滴下短暫滿足口腹的西瓜汁。觀照夜市如人生真實的底層，有形而上思考，有對庶民的關懷，又能由西瓜紅光對映少女白齒，凝聚幸福甜美的意象，關懷情操裡，有精準分明的美學呈現，錦連不也足以稱他為詩中的羅漢嗎？

從四層頂樓灰塵盤據的書櫃，裝滿六大牛皮瓦楞紙箱約近千冊詩集，一一分批搬下樓，塞滿JAGUAR轎車的座位。漢子中年風霜，如今汗淋滿身，胸中仍懷不滅的文學熱情，孤獨穿馳深濃夜色，由二十七年前大學畢業的鳳凰花古城，回到少年時代出發地的南國港市，詩集陪伴漢子穿過深夜急行南下的高速公路，通暢無阻；然而文學追尋的歷程卻是曲折多變的夢境。

漢子少年離開港市時文學之夢一片空白，今夜整批詩集脫離塵封，追溯璨珣過的文學星空，星辰明暗交爍，空域變遷主體更迭的識見。大學新文藝課程，介紹過鍾理和、黃春明的作品，由於不能滿足鍾理和只側重掙脫封建社會，黃春明僅擅長說小人物對抗大環境的悲劇故事，缺乏生命形上部分的探索，所以深涉七等生的世界，藉助其陰柔隱遁的抵抗力，拒峙充滿封建霉敗的中國文學系及僵滯反共的戒嚴體制。七等生的象徵與隱喻形塑詩的核心。之後文學步履走過卡夫卡、里爾克、杜斯妥也夫斯基、D.H.勞倫斯……

詩是嚴酷的藝術考驗。忍耐搬運過勞引發酸疼的身軀，酸疼的感覺，彷彿詩所隱藏昔日的意象，翻閱詩集，讀過的書末都有簡短評註及日期，如今看來不少詩集是會令有自覺的作者後悔出版的，當然有些是經得起時空研磨而光采如新，也有久被詩壇忽略，像詩人錦連一九八六年的詩集《挖掘》裡，錄有一首「石碑」：

 石碑是乾淨的

古老的面容上

找不出些時間的繼起 

它是

建立之初就被人遺忘

如人類的出生和死亡一般…… 

        存在的荒謬與矛盾，不易為他人察覺。錦連的詩像一箱涵蘊燻黑色澤的銀幣，以堅韌硬實的銀質，沉甸暗放古老的光暈。詩人內力的淳厚，呈現境界，詩不以長短多寡取勝，一首詩傳世，就可以決定詩人的身份。據說「國家台灣文學館」，正打著不很人道的如意算盤，政府不願常態編列典藏預算，像價購典藏故宮文物，或美術館典藏畫家作品那般，來典藏作家的手稿、作品、文獻、絕版藏書，光期待作家捐贈，或殘忍地等作家百年之後，家族自然捐出，到時「國家台灣文學館」，就變成「國家台灣文學殮屍館」，還擺出一副幫忙收拾作家遺物大善人的大功德姿態，佔盡作家文學的光采，卻不顧作家生前身後的艱困境遇。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1869-1951）在《地糧》中有一首名叫「歌」的詩，子題寫著——為頌讚一切我所焚燬的——大意是說：「有的書是在學校書桌前唸的，有的書是邊走邊唸的，有的在森林中唸，有的在田野裡唸，有的在驛車上唸，有的躺在堆甘草的倉房中唸；有的書使人相信靈魂存在，而有的使我們對靈魂絕望，有的證命神的存在，而有的則無法證明。有的書為賢者所不容，但它們引起孩子們的驚奇和興奮…有的書，它們的語聲，比午間樹葉的絮語更輕柔。像老鼠似的，約翰在巴特摩斯吃的正是一本書，（至於我，我則更喜歡覆盆子），那些書使他腸胃中充滿苦味，而以後他得了很多的幻覺。一把火，奈帶奈藹，燒盡我們所有的書本！」紀德揶揄約翰死守書本，心靈飽受束縛之苦，鼓勵人應走向自然，從大地得印驗與啟示。放一把火，燒盡我們所有的書本，這當然是超越閱讀的更高境界。可是紀德這一把火也未免太昂貴了吧？這批詩集陪漢子的文學中年走出風格，漢子絕不讓「文學殮屍館」得逞，也絕不會像紀德暴殄天物，或許因為絕版珍本，讓漢子意外發一筆橫財，晚年好伴隨鍾愛的文學奇女子，遠赴一座憧憬已久的異國小島，安度餘生！這大概也屬作者畢生追逐詩的夢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