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類 : [ 文學消息 ]     
台灣鐵路詩人──流轉在鋼軌上的密碼

對談人:錦連、張德本

對談日期:2005.9.3

對談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演講廳   台南市                                                                                                         

紀錄:薛建蓉

校訂:張德本

本文7882字,屬第五季週末文學對談內容,已收入2007年12月由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印刻文學承製的「漫遊的星空」)

第一單元  孤獨詩人的文學歷程 

張德本(以下稱張):

        各位文學同好午安。感謝這麼多朋友到場參與。我不是學者,但熱情追求文學,三十五年來一直對詩效忠。今天在此有機會,彰顯錦連先生文學的成就,感到很榮幸。我從《六十年代詩選》和《現代詩刊》,零星看到錦連的詩。簡潔有力,語言淺顯,但內部張力能量強大。1986年詩集《挖掘》出版,我才有機會完整讀到錦連。一般詩論者都認為他是非常寡產的詩人。2002年《守夜的壁虎》出版後,這論點必須改寫。十年間,錦連移居高雄,我開始與他經常接觸。發現他的作品竟多達七百首以上,大都以日文寫成。二戰後政局改變,他在日文轉換中文時遇到困境。 這困境讓人感覺他作品很少,但實際他始終是用日文書寫。《守夜的壁虎》中日對照各一本,收集1952年到1957年的作品,等於他三十歲以前重要的結集。這些作品因他語言轉換較慢,遲到半世紀纔能面世。研究日據時代台灣文學者,是否要尊重歷史,回到當時語言的現場。要懂日文,才能很深刻進入當時用日文操作的文學核心。我很著急,錦連這麼有份量的台灣詩人,竟然在整個詩壇的選集中消失。譬如向陽所編的《世紀詩選》,漏掉本土派兩位重要詩人錦連和李魁賢,我曾當面質疑他,他說他只有三票中的一票不能決定。我說你一票很重要,漏掉這兩位詩人,實在很不該。他們作品加起來有一千五百首,做為詩選編選者,怎能有不可原諒的重大遺漏?他沒正面答覆。錦連做為詩的追求者,是再純粹不過了,就像他《海的起源》封面一樣,一生這麼潔白、堅持。可是我們文壇的論述對他公允嗎?編詩選的人對他公平嗎?學術論述是否給他適當評價?我用十萬字撰述《台灣鐵路詩人錦連論》,在錦連身上看到精神的父親,他象徵一個台灣即將消失的價值時代,這時代聲音沉重,他的作品可感應到。我很蒼涼認為,要是我有錦連這樣高齡時,可能也像錦連,孤獨堅持對詩的追求,孤獨堅守真、善、美,對謊言充滿厭惡。我想分三部分來探討錦連。首先,談錦連的文學歷程。作為台灣跨越時代的知識青年,他戰前完整接受日本公學校教育,然後自修亂讀群書,整合個人生活經驗,寫出生命的詩篇。究竟,他是怎麼踏入詩的領域? 「銀鈴會」是戰前由張彥勳、朱實等一群台中一中的年輕人創立的文藝社團,發行文藝誌《緣草》。社團經過1945年政權更替,1947年他們曾有短暫停刊,後來雜誌改名為《潮流》,他是在銀鈴會末期加入這團體。1948年十月號發表他的詩作〈在北風下〉。請錦連先生談談。他如何參加「銀鈴會」,跟台灣文壇開始初步接觸。 

錦連(以下稱錦):謝謝張先生。各位來賓好。

 

我昭和三年1928年出生彰化市的市中心。所以我的作品沒有鄉下,沒有昆蟲,也沒有植物,沒有花。日本是1945年八月25號無條件投降,十八歲以前,我無所謂「中華民國」的概念。

我小學畢業後,到台北讀兩年亂七八糟的學校。十六歲就在彰化火車站電報室打電報。接著空襲開始,過一年多日本投降。當時絶大多數台灣人跟日本人,都沒人相信日本會戰敗。現在許多人在call in節目說他當時曉得日本會戰敗,那都是嚎哮。連日本人都不相信自己會戰敗,更何況台灣人。當時日本聯合艦隊實力世界第三,戰力非常驚人。日本政府消息全部封鎖,哪有人知道會戰敗。說歷史,不可歪曲。台北圓山飯店以前是台北神社,日本人蓋的,戰後拆除,由蔣宋美齡這一派佔領。台北有台北神社,彰化也有彰化神社。日本剛戰敗,當時樓梯台階旁一層層捐送的燈籠,上面寫「日本株式會社誰誰奉獻」。這些燈籠一夜之間全消失,因為若留下燈籠,贈送的台灣人就怕被認為漢奸,那些人當初巴結日本人,所以迅速將燈籠拆除,台階上燈籠拆除的痕跡就變成歷史傷痕。日本戰敗前,我的身分是日本國籍,我到底是台灣人或日本人?當時如果我要出國,就必須拿日本護照,而不是中國護照。所以當有人說我是日本走狗,面對這窘境,實在欲哭無淚。身為殖民地的台灣人不是我能夠選擇的。

 日本戰敗前,我在鐵路電報局打電報,這份工作鐵路局人人欣羨,因為那是技術。戰爭期間,我曾試想轉行當老師。那並不表示我有教育下一代崇高的理想,只覺得教書比較清閒,有時間讀想讀的書。1944年我參加老師資格考最後一關那天,遇到大空襲,考試被迫中止。日本戰敗後到國民政府來之間,也沒舉辦補考。等到恢復考試時,卻宣布所有考試都必須用中文,作文要用毛筆。當時我一點也辦法。我十八歲以前讀日文書籍,從沒看過中文書籍或報紙。當時要不是世家,怎有機會學漢文?考試怎可能中文運用自如呢?使用漢文,我鬧出一大堆笑話。在電報室工作要值夜,時間從下午五點到天亮,一個十六歲青年要過日夜顛倒的日子,生理變化很嚴重。之後,我看到「銀鈴會」《潮流》雜誌,隨即投稿,就被刊登。1950年國民政府由國防部政治作戰部編《軍民導報》,目的是為給不識中文的原住民閱讀,所以其中有日文版文藝欄,我也開始投稿。不久,紀弦、葉泥等外省詩人來彰化找我與林亨泰,我們也在《現代詩》上發表中文現代詩。1964年吳濁流辦《台灣文藝》主張只有傳統漢詩,現代詩他並不承認,其中有個小小的新體詩專欄。《笠》詩刊創辦,當時也有許多外省籍作家投稿。其實,我們搞文學的人實在沒有省籍觀念。 

張:

錦連在《軍民導報》上只寫一篇隨筆。1949年四六事件發生學潮,當時「銀鈴會」顧問是楊逵先生,之後國民黨當局開始逮捕行動,造成「銀鈴會」解散。如果把戰前、戰後的銀鈴會做一區隔,戰後「銀鈴會」是當時中部地區文學青年聚集的場域。參加的有張彥勳、林亨泰、錦連、蕭翔文、子潛等人,面對國民黨的逮捕拘留調查,朱實父親便勸錦連應閃躲追緝。錦連於是請假躲到台北縣三峽老家。他每隔兩天會到台北車站用電報暗語,詢問彰化的同事:「這些人被釋放沒?」當時台灣知識青年受白色恐怖威脅,到底要逃到哪?他在詩句裡曾說,要逃到山裡去?還是出海偷渡到琉球? 《軍民導報》時期,錦連認識台灣詩人黃靈芝,黃靈芝有名的日文小說〈蟹〉,自行譯成中文,吳濁流辦《台灣文藝》時,得到第一屆「台灣文學獎」。1964年對台灣文壇是有指標性的一年,那年吳濁流發行《台灣文藝》,另有一批人也創《笠》詩刊,錦連是五個發起人之一。在《笠》100期張彥勳提到,《笠》詩社實際上延續「銀鈴會」《潮流》的精神。錦連曾在張彥勳因白色恐怖被關那段日子看過他,並寫下一首詩。詩中呈現如針葉樹般聳立著的他被拘禁,自己卻只能萎縮無力旁觀困境。當時知識份子沒出路,內心苦悶。所以錦連的詩〈北風下〉,實際是另有所指。錦連沒發表的作品如〈地圖〉,說到當時地表尚有戰爭、有和平、有仇恨,有解放,但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發表。1952年以前錦連的作品,自認為少作不甚成熟,所以沒全部中譯發表。關於錦連在《軍民導報》和黃靈芝的相關往來,可參考岡崎郁子在《台灣文學評論》雜誌發表的文章。《笠》詩社算是台灣本土派重新出發的詩刊,創立前,有《現代詩》、《創世紀》、《藍星》三大詩社。擅用日文的本土詩人因為語言緣故,大多未與這三者有直接關聯。除林亨泰因出身師範體系,中文轉換速度較快,能與紀弦《現代派》交流。在《笠》詩社中錦連實際發表作品也不多,主要是翻譯日本現代詩論,爾後收集在彰化文化中心出版的《錦連作品集》。我認為彰化忽視錦連,鐵路局也不知寶貝錦連。他們除了停留在「永保安康」車票、鐵路便當收集外,錦連曾在鐵路局工作寫過不少鐵路詩,都可突顯鐵路意象,這些鐵路詩為何不當成鐵路文化資產呢?這是台灣不能善用本身資源優勢的缺憾。學術論述上,要不是錦連自費出版《守夜的壁虎》,我想大概也沒機會談論他。講到現代主義,本土詩人只有白萩和林亨泰常被提及,台北文壇選詩時就拿林亨泰與白萩背書,他們卻不知道錦連五十年代也寫許多前衛實驗詩作。引用作品時,只延用他們兩人的,一般論者大都因襲,不重新考證,詩選讓懶惰的人依賴。如果說一個學術命題是跟著排行榜來的話,功力是有問題!

 錦連到高雄後,從《文學台灣》雜誌28期起,他幾乎每期都發表兩首詩,爾後結集成《海的起源》。至今「銀鈴會」作家大都停筆,錦連已近八十高齡,還如湧泉般努力創作。他在詩序中提到他好像躲在詩壇陰暗角落,我曾笑說:「那些站在太陽底下的人,幾乎快被陽光蒸發掉了。而你是一罈酒醞釀半世紀,第一次開封。」到底哪個後勁較強,各位可以品嚐! 曾在網路搜尋現今的台灣文學研究,郝譽翔提到現代主義在台灣是從六0年代開始的,其實這是錯誤。根據錦連作品和先前資料,台灣文壇第一次現代主義運動在三0年代,1933年楊熾昌鼓吹超現實主義,當時因台灣文學大環境是寫實主義,必須講故事。楊熾昌認為直接講故事太明顯等於以卵擊石,馬上被查禁,若用藝術迂迴方法也可達到同樣目的。但可能曲高合寡,無法充分實踐,楊熾昌與其同仁曾出過三期《風車》詩誌。在1952年到57年間錦連被歸納出三十首詩作具有超現實主義風格傾向,這些作品印證台灣本土超現實主義寫作,實際上應早於六0年代。不是等到《現代文學》雜誌譯介或《創世紀》提倡才有現代主義風行。戰前台灣早有超現實主義作品,尤其錦連這些詩作重新完整出現,對整個台灣現代詩發展和現代主義運動,發揮強大的實證作用。 

第二單元  錦連作品特色 

張:

       這單元要談錦連詩的特色。剛提到他的鐵路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軌道〉。「被毒打而腫起來/有兩條鐵鞭的痕跡在背上/蜈蚣在匍匐 匍匐‥‥/臉上都是皺紋的大地癢極了/蜈蚣在匍匐/匍匐在充滿了創傷的地球的背上/匍匐在歷史將要湮滅的一天」,透過鐵軌在地表上強烈的意象,馬上超現實轉化,將鐵軌比喻成兩條打在地表上的鞭跡。火車像蜈蚣,行走時產生「匍」的擬聲,反覆使用四次。用人為建造鐵軌,在自然大地上產生辨證。火車匍在充滿創傷的地球背上,人類對地球是愧對,還是敬重?是蹂躪,還是建設?人類每天在上面走,火車在地面爬,歷史要到何處才會終止?透過鐵軌意象,利用簡潔文字,以超現實手法表現,深者見深,淺者見淺,頗具趣味性。另外還有〈平交道〉、〈隧道〉這類作品也都具有鐵路意涵。還有一首描寫年輕時困在電報房廢屋裡的感受,自認似乎一生都要被困在哪。詩彷彿摩爾斯電碼,電報就像一個時代訊息,他在收發,困在廢屋裡,就像那時代給他的困境。        

        研究錦連早期作品發現,敘述句子比較短,而今他懂得中文比較多,敘述才逐漸拉長。他曾形容自己像隻吝嗇的蜘蛛,使用文字比較精簡。就因為當時用字精簡,現在讀來反而形成張力。〈夜市〉就具有這屬性。這首充滿庶民情懷的詩,展現對夜市的觀察。夜市中有幾樣東西意象強烈,販賣西瓜的小販,為讓西瓜看來顏色鮮豔,故意在燈罩貼上紅紙,結果「西瓜——/紅的鮮豔之閃爍」「水分——/從少女們雪白的牙齒間/滴落下來/夜市/珍珠般露水之氾濫」。這首詩從西瓜、水分和露水作一聯想,他用「水分」到「露水」的轉換,再用「露水」出現的短暫性意象,呈現夜市短暫的聚合本質。庶民在生活磨難下,透過夜市的聚散得到如露水短暫、易消失的幸福。這是他典型意象主義手法的詩作。        

       何謂「意象主義」?起源於1912-1920年間,美國詩人Era Pond和英國小說家D.H. Lawrense,他們在歐洲成立「imagism」這個團體,主張不用過於冗長的語句。尤其Pond曾受中國五言絕句影響,甚至認為用最簡潔的文字最凝聚的意象,聚焦生命能量在詩中。里爾克有一首詩〈豹〉,就是描寫柵欄內外人與豹相互凝視的感覺。他曾為羅丹工作,藉由雕塑寧靜的能量傳達生命訊息,這是典型意象主義的精神。錦連在五0年代透過日文學習浪漫主義以降西方前衛理論,我想請問錦連先生,他作品中有那麼多鐵路意象,是不是有特別整合? 

錦:

        張先生所說的意象主義,其實我未曾讀過。我會特別寫鐵路詩,是因為職場上接觸。「職場」這兩個字也是從日文轉變來。鐵路局工作非常辛苦,沒地方可去,閱讀是我最大的樂趣,尤其透過寫作抒發。寫作是一種天生才能,我閱讀並沒特意學習什麼技巧,看前人作品懂得他所傳達的訊息,我學習寫作,是從俳句和短歌開始。剛才講Era Pond,也受日本文學俳句和短歌影響。你學日文,不懂俳句和短歌等於只懂一半日文。俳句是全世界最短的詩,日本人用最精簡的文字,找到一種最接近沉默的形式,來激發讀者想像的空間。唐詩、宋詞我沒讀過,我讀的是日本俳句和短歌。民國戰亂,影響整個中國現代主義的發展環境。但日本努力吸收西洋思潮,發展出新的文學流派。日本文學發展,對台灣殖民地也有影響。有些人說像我這樣以前用日文,而今用中文書寫的人是「跨越語言的一代」,但我卻一點也沒跨越過,我其實還是用日文思考、書寫。過去我有許多日文書寫的作品,三十一歲那年遇到八七水災都消失。會釀成八七水災,主要是國民政府偷伐林木,以前沒遇到這種災情。當我舉家遷居高雄,無意中翻開家父曾收藏證件的箱子,沒想到竟發現我遭八七水災被水浸過的作品。

        我在鐵路局電報室工作,根本沒接觸使用中文的人,連打電報都用符號不是文字。在那,想學習中文相當困難。有人說我作品數量少,因中文不熟練,而且日文寫的作品也沒發表園地,我也無法辯解。目前台灣文學前輩們大多還是使用日文書寫,與戰後一代受中文唐詩、宋詞影響的人寫作或對詩的看法有不同。現代詩就是用生活語言做新排列產生美感,詩是一種功夫,希望用直感,創造出一種新手法。因為語言構造不同,過去我受日文影響,現在用中文寫作必須花以日文寫作時間的七倍。就像黃靈芝的〈蟹〉,要不是吳濁流先生發現他,這麼好的作品也會被時代遺漏。所以我們實在不可對不了解的東西有所誤解。 

張:

         以下,要敘述他的圖像詩〈火車旅行〉。圖像詩的特色就是要把文字立體化,超越文字意涵,製造新效果。但這樣的作品很容易流於文字排列遊戲,變成徒具形式。錦連這首〈火車旅行〉文字簡單,排列很像火車行進,(以下朗讀)「急駛的/黑色原木/裸露的/〤〤〤〤〤〤/穿過舞孃們的胯擋間」,舞孃胯擋下是什麼?是一切生命的源頭,是黑色的●,用山洞的黑色象徵一切生命源頭的女陰,來說明生命誕生。這時火車穿進去「命中標的」出來是一個空的圓圈○,進入女陰核心,醞釀生命的出生。穿過那標的是列車的軌道,也是生命綿延不絕前進的方向。閱讀這首詩時,我腦中所看到這列車載的不是原木,這列車第一節車載著嬰兒的臉,第二節車載著小孩的臉,第三節車載著女人的臉,第四節車載著男人的臉,第五節車載著老人的臉。這首詩對閱讀者,會產生衍伸思維。生命背後的縱深在詩裡出現。不像林亨泰的圖像詩〈防風林〉,只有擬象和擬聲的排列。錦連這首詩除運用符號外,還帶動深層哲思。像這樣的圖像詩,絕不只有形式而已。這首詩五0年代寫成,但現在閱讀,仍深刻感受撞擊力量。    

        藝術作品必須包含形上思維,形上是哲學性的,那部分非常抽象。一位藝術家對生死、生命、輕重等都有他的看法。這種概念用抽象語言寫,是哲學;把抽象思維具體化,傳達出靈光,這就是詩境。在〈時與茶器〉詩中錦連用什麼傳遞抽象時間?他用一片茶葉象徵一個人的臉,茶葉的舒張就像時間重新去回復那張臉。(以下朗讀)「一塊綠青色的憂鬱/莊嚴地/坐鎮靜靜的室隅」等於在安靜的屋裡,用一片茶葉與靜謐對位,在臉部肌肉表現匆忙的「」,這時臉部肌肉是誰的肌肉,是真人或是隱喻那片茶葉,那片茶葉在時間之水的浸潤下舒張。    「時」往流著/忽然/茶器猶如醒來似地/搖擺著走出去了…‥」。最後一句急轉,出神來之筆,打斷思維,讓一切變成逆向思考,這就是超現實手法。譬如說,「如果我們在他們面前熱烈擁吻/沙拉吧各色生菜瞬間扎根泥地/切塊的水果會長回樹上/盤中的魚排甦醒游向河海/刀叉下的牛羊重新行走/假如我們在他們面前熱烈擁吻/餐廳裡所有食客的飽足/都不禁面臨深淵的飢渴,讓刀叉下的肉會行走,這就是詩的特權,也是超現實手法。詩人可得到豁免,讀者可得到額外驚喜。〈時與茶器〉寫茶杯,辯證得到一種時間抽象的意念。時間很抽象,但他用一個很具體的意念表現它。超現實作品可能難懂,不是不能懂。超現實只是藝術極限書寫的策略,目的是要回到現實,絕對不是要讓人看不懂。作品,要不是因為讀者程度不夠,就是作者所建立的組合導電不良,如果這兩者頻率相通,馬上就可感覺詩中所要傳達的意念。這首詩單獨用一個「」字,而不用時間,是有獨特「短」的意念。這作品真正呼應超現實主義的企圖,陳周和、詹冰、林亨泰也有部分這類型的作品。這在學術上很有研究空間。    

        錦連詩的形上思維和文明批判,以下擧兩首詩說明,〈時間和河流〉與〈澡堂〉。〈澡堂〉講在澡堂裸體洗澡的人,藉水洗去油膩,充滿油膩的水溢出進入土地變成肥料,最後形成人類歷史。藉油膩的水轉變成歷史,呈現人類污垢的特徵。文明背後帶著野蠻,帶著文明的人類回到澡堂,透過水再度洗滌乾淨。這首詩強烈嘲諷人類的歷史與文明,利用洗澡這簡單動作,把人的身體、污垢、歷史與文明本質做一結合。另一首〈時間與河流〉(以下朗讀)「時間/一種連續的最大恐怖/我暈眩而淹沒於渦流中」,水流的力量像時間的濤聲流過,人就如垂釣者,只有用偶然上鉤的那一點去證明無限綿延的時間。錦連用精簡的意象談時間。藝術家無論用什麼手法、什麼方式都會思考時空問題,以上是錦連詩作的特色。

 第三單元  詩人對詩的看法 

張:

        最後,我想舉錦連〈詩的隨想〉這首詩,請教他對詩的看法。(以下朗讀)「什麼題材的詩/什麼內容的詩/什麼形式的詩/不是都能夠容忍的嗎?/讓人們良心感到不安的詩/自衛性自我陶醉的詩/要在水墨山水畫裡當神仙的詩/在生活中猛鬥惡纏的詩/因愛情至上血液逆流而發昏的詩/無產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詩/連自己的存在也想要予以否定的虛無主義的詩/像刮鬍刀片那麼銳利無比的詩/說是沒有韻律就會導致窒息的詩/揮舞諷刺白刃不沾血便無法回鞘的詩/以獎金為目的一味迎合權勢的詩/從頭到尾盡是惡語咒罵感染熱病抓狂的詩/自嘲自虐尖酸刻薄的詩/保持柔軟身段阿附權貴的詩/達觀人生認為不必要的都是有害的詩/揉和文字和麵粉做成拉麵般的詩/排列成蚯蚓般軟癱癱形狀的詩/到底在打盹或冥想中進入禪境都無法區別的詩 

錦:

張先生朗讀〈時間與河流〉,是我感動孔子這位有詩意的思想家,說過「逝者如是乎,不捨晝夜」,而寫下的。詩最重要的是美感、意境,我不排斥任何人的作品,絕不贊成干涉別人想法、寫作是個人自由,不應該有規則,只要不影響生活那都是可接受的範圍。語言相當奧秘,每個人有各自的呈現方式,一定要尊重任何想法、呈現方式,去傳達感情,那就是我對詩的看法。

 張:錦連透過摩爾斯電碼節奏可以分辨是那位同事所拍發的,充滿敏感。跟他來往時,我發現錦連很討厭說謊,這首〈滅亡美學〉可呈現錦連對說謊者的想法。他曾在〈守夜的壁虎〉序裡引用張文環對井東襄的教誨:「要從事文學,應該寫合乎自己精神年齡的東西,切勿踮著腳往上搆。」井東 襄曾經為查證日治時期台灣某作家的言論真假,來台灣請錦連聯絡葉石濤見過面,以下我們請錦連談談這件事。 

錦:

五六年前井東曾來高雄找我。他是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因日本戰敗回國,解嚴後才再度來台。他會說寫中文,張文環生前,井東經常向他請教文學,著有《大戰中的臺灣文學》。他來高雄特別找我去請葉石濤,因為當時葉石濤翻譯一本西川滿的書。他好奇,為何葉先生現在還要翻譯他的作品?葉老答說:「其實過去台灣人非常討厭西川滿,但是他寫了許多關於當時台灣的作品,我是為了台灣才翻譯他的作品。」井東說:「這樣我可以放心回日本了!」

結語 

張:

假如台灣詩壇,錦連名字被拿掉,可能沒有辦法了解「孤獨」的形上意涵。55期的《文學台灣》,郭楓曾說陳千武、林亨泰、錦連是仿日本詩,又提到整個台灣詩壇缺乏思想性,他某些觀點我可以認同,但巧合的是我探討錦連形上思維的論文就被排在郭楓的論文旁邊。如果作品沒全面閱讀過,發言必須謹慎。在混亂的世界,詩人和情人是孤獨現場唯一的證人,孤獨可以看透人間的一切,詩人一定要徹底體會孤獨是生命本體。我認為錦連對孤獨省思是個相當深邃的人,孤獨是他生命時空的鄉愁。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感動我,如果今天未能全然彰顯錦連詩學的價值,那可能是我的不足吧!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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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錦連的詩作,簡捷、敏銳,充滿知性與感性的互攝。日文是他步入文學園地所熟悉操作的語言。近年來他移居高雄,較有機會向他請益,錦連總是自謙:「駕御中文非常艱辛,我的中文是一字一字慢慢刻出來的。」我總是很欣羨地對他說:「先生,你透過日文釋譯接觸世界文學的視野,比戰後出發的我們這一代,只能經由有限的中譯去理解,您是比我們佔盡得天獨厚的便宜。」幾天前錦連來電話,談話中我他向提及英國文學家薩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不到幾分鐘,錦連就唸出約翰生的生平大事,他說:書桌上放一本日文的袖珍本《外國人名事典》,隨手一翻就能檢索需要的資料。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著《約翰生傳》的濃縮本,雖有羅珞珈,莫洛夫合譯的中文本(志文出版社),但是有關世界文學資料的中文工具書,除了中譯的大英百科全書文學部份之外,台灣事實缺乏一部較完備的「世界文學辭典」。台灣缺少的文學相關工具書,譬如:「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列傳」、「台灣文學作家地圖」、「台灣詩人評傳」等,這些缺憾多年來並未見到台灣的文學研究學界,以有系統的撰述編輯來加以彌補。相對的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工具書雖比台灣多,但是缺點是其編著觀點,往往奉「社會寫實主義批評的意識形態」,對文學作者下偏頗的論斷,讀者若無相當辨證能力,很容易被誤導。例如對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評為日本的“美”,都將隨戰敗投降而破滅,後期作品瘋狂煽動民族復仇主義,鼓吹武士道精神。「豐饒之海」,把反動而淫亂的貴族美化為追求純真愛情的正面人物,三島由紀夫公然反對進步群眾運動,反對共產主義,攻擊中國,一九七0年十一月他煽動軍隊武裝政變失敗,切腹自殺。約翰生雖有其保守與偏見,例如他認為燕麥:「在英格蘭餵馬,在蘇格蘭餵人」。對北不列顛人充滿鄙夷。(巧合的是寫約翰生傳的包斯威爾及協助約翰生編字典的助手有五位來自該地區)。他贊同對北美殖民地課稅,反對美國獨立,討厭盧騷。但是他獨立編纂《英文字典》1747-1755,校訂《莎士比亞全集》1756-1765,完成《英國詩人列傳》(1781),這些成就及功力,二百多年後的今天,對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仍具有鑑照的啟示。約翰生成為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文壇的祭酒,是憑藉其才華洋溢與深厚學養。十七歲時在他父親的書架上找到一套《佩脫拉克全集》(Petrarch 1304-1374義大利詩人),不是以翻閱瀏覽,而是認真精讀希臘作品:安拉克里昂(Anacreon570-480.希臘詩人擅寫情詩及飲酒歌)、希斯歐堤(Hesiod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約翰生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包斯威爾發現他在早年筆記和備忘錄中記載所閱讀的頁數,包括尤利匹底斯的「悲劇」(Euripides480-406.希臘悲劇作家)、維吉爾的《伊利亞德》前六章(Virgil 70-19.羅馬詩人)、賀瑞斯的《詩的藝術》(Horace 65-8.羅馬詩人及諷刺家)、奧維德的《變形記》(Ovid 43.C?-18.羅馬詩人)、西奧克提斯(Theocritus 270.左右,希臘田園詩人)、朱文諾(Juvenal 60-140羅馬諷刺詩人)的十首諷刺詩。難怪當時牛津大學潘博諾學院院長亞當.史密斯博士,曾對包斯威爾:「約翰生是活人中書讀得最多的。」約翰生的成名作「倫敦」一首詩,彷朱文諾第三諷刺詩之作」和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題名為「一七三八年」的詩同一日出版,因此英國同時擁有朱文諾和賀瑞斯兩人復活的靈魂,文藝圈傳出:「我們有一個比波普更偉大的無名詩人。」波普多年來雄踞英國詩壇寶座而無敵手,由於「倫敦」一詩,波普以坦蕩的胸懷,關注讚美約翰生的文采。約翰生早年因經濟因窘中輟生牛津大學的學業,後來由於《英文字典》獲頒榮譽文學碩士,英王喬治三世優禮文人,賜他每年三百鎊恩俸,並獲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台灣許多研究文學的學者,在台灣一向不重視文學教育的環境下,先天不足,缺乏世界文學的薰習與教養,有些中文學者轉型研究台灣文學所選擇的作者標的,其實是不待他大肆撰述報告,有實力用心的讀者,也能一目了然,何需浪費生命去研究那些一看門面就知其並無深邃堂奧的作者呢?專攻外文的學者較理解世界文學的價值,可是往往患了瞧不起台灣本土文化的偏見,不願意運用其外文專長,將台灣文學無可取代的獨特性,透過外譯向世界推介,或取法約翰生的精神,合力編一部功德無量的「世界文學辭典」。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由民間在學院外努力完成。台灣文學研究學界卻普遍著眼於升等論文,不願與世界文學接軌,用心致心於「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評傳」、「簡明台灣文學索引」、「台灣文學書目彙編」等奠基的工作,寧願去配合媒體炒文學的短線為所謂「台灣文學經典」選拔背書,台灣的學界可能還需要向約翰生借鏡子,學習他深厚的學養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生命動能。至於能否才情縱橫,那也只好聽天由命,無可勉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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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淡水真理大學台灣第一所台灣文學系舉辦「鍾肇政文學會議」,並頒給鍾先生「台灣文學家牛津獎」。五天後,國立成功大學在校慶日頒授葉石濤先生「榮譽文學博士」,並宣示成大將於明年成立國際第一所「台灣文學研究所」。頒贈典禮上某位致賀辭者的發言有這麼一句話:「從此台灣文學不再難登大雅之堂。」這句話到底是台灣文學的榮耀?或悲哀?當然一九二O年代發軔的台灣新文學迄今,歷史上所有台灣作家一切的努力與奮鬥,其成就不待任何外在的肯定,早已凜然矗立,其風采不須任何外加的掖揚,早已自然發光,自成典型。台灣新文學運動戰前走過大日本皇民化,戰後五十餘年走出大中國沙文主義迷思,從曾經是「日本文學」的一部分「外地文學」;「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邊陲文學」,到如今企圖形成自明主體的台灣文學。這些逆境中的一關關衝決,台灣的學院一次次都是缺席了(近年來致力台灣文學研究的少數學者除外)。如今學院對台灣文學的初步肯定,算是「遲來的正義」嗎?「遲來」是確定!「正義」則未必然!「正義」在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的講法是指注疏、解說、詮釋,對台灣文學不甚了解的舊有中國文學研究者,究竟會用怎樣的觀念、意識、角度「正義」台灣文學?真正能否帶給台灣文學「正義」,實在令人擔憂!當政治、經濟都朝向「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發展,文化運動思潮解放衝擊呈現「台灣主體」時,學院應具有的開風氣之先,前瞻未來的理想還在昏睡嗎?真理大學、成大算是學院沉睡群中的覺醒者,長年昏睡要如可纔能睜開亮眼?最基本的先從各院校的通識課程教材著手,各校可將歷年校友在文學創作、研究領域上有成就者的作品,選入教材,例如台大選白先勇、王禎和、王文興……,東海選許達然、楊牧……,師範學院選七等生、黃春明、葉笛、郭楓、黃樹根……,成大選張良澤、舞鶴、張恒豪、張德本、許素蘭、王麗華……。各校將該校設立的地方相關文學作家的作品選入教材,例如成大可選台灣超現實主義詩人楊熾昌、小說家葉石濤、散文家趙雲等作品,暨南大學可選巫永福、張文環、陳千武、岩上……等作品,彰師大可選賴和、林亨泰、錦連、宋澤萊、林雙不……等作品,清華可選吳濁流、龍瑛宗、陳秀喜……等作品,通識教材依此兩項要領編選,目的在樹立各校獨特的文學認同傳統,同時兼顧學院與地方社區的互動,達到文學平實生活化的目標。沉睡群要如何纔能起床開步走?就是全台灣每個學院都要設有「台灣文學系」,師資除現有勝任者外,不足部分大可延請台灣作家,掙脫學位聘用制度瓶頸,駐校開課。各校圖書館要完備典藏台灣文學家作品資料文獻。中山大學設在西子灣依山濱海,海潮溼度鹽分變化,不利理工儀器設備,腹地狹小不便發展為完全大學,不如將理工部分學系與高雄第一科大合併,商學部份學系併入高雄大學,原址可改創為「台灣文化大學。」做為台灣文學的一分子,回顧即將跨越世紀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二O年代開創時期,曾受愛爾蘭獨立成功的啟蒙,最近台灣研究愛爾蘭文學識見精卓的台大學者吳潛誠教授英年早逝,他的著作《航向愛爾蘭》與《島嶼巡航  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企圖以愛爾蘭的文藝復興啟發台灣的文藝復興,台灣的歷史命運處境艱難遠超過愛爾蘭,借鏡愛爾蘭,試煉台灣,大概都不為世紀未台灣的大部分大學生所感興趣,台灣前輩作家龍瑛宗今年九月二十六日逝世,龍瑛宗不能廣被可以為莫文蔚、郭富城瘋狂的台灣大學生所知,這是台灣教育的無知,學院到此還要繼續昏睡嗎?該醒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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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理和曾在日記裡表示:「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不喜歡的作家。他作品的誇張、矯情、不健全、不真實,令人不生好感,他寫的東西和我們的生活很少關係。他不關心地上的生活。我們是否過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關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接著鐘氏以讀到毛姆所著杜氏的傳記,使他放心於自己對杜氏的看法。南台灣有位文評家,曾在台北某文學營講堂上,陳述他在大學讀到卡夫卡等現代主義系列作家作品時並不能充分理解,直到接觸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等台灣作家,才猛然領悟這些作品是最好最感人的文學。杜氏第一部小說《窮人》(一八四五),受果戈里倡導自然派影響,深化俄國文學中「小人物」的主題,揭示社會的貧富對立,富於人道寫實精神,對窮困者顯示出同情。被舊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奠基者別林斯基稱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改革後,杜氏雖然傾向保皇的斯拉夫派,但在《罪與罰》(一八六六)中仍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犯罪的社會根源。《附魔者》(一八七二)發表對革命運動的攻擊,使杜氏被打入反動陣營。晚年杜氏發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八八O),可說是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小說中卡拉馬助夫.費道爾被象徵為帝俄的舊社會,三個兒子長子德米特里、次子伊凡、幼子阿萊沙及私生子斯麥爾加可夫,分別指涉革命前舊俄社會所瀰漫的不同思潮及價值觀,無神論、神愛至上論、虛無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小說最後斯麥爾加可夫弒父費道爾,在象徵層面上可說預言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杜氏的《罪與罰》批判資本主義、《附魔著》批判共產革命、《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則是挖掘俄國心理深度的鄉土小說。高爾基說過:「杜思妥也夫斯基無可爭辯,毫無疑問地是天才,但這是我們一個凶惡的天才。」尼采稱杜氏:「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甚至比發見斯湯達爾尤有過之。」如此看來顯然鍾理和不喜歡杜氏可說是充滿偏見誤解。卡夫卡的《蛻變》(一九一二),透過推銷員變蟲的荒誕情節,表現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際的異化現象。人變蟲前,一人收入維持四口之家親熱相處,一旦變形即遭到家人嫌惡,熱度頓時冷卻成冰,工業世界人失去掙錢職能,就失去生命條件。充分顯現命運的災難、孤獨、冷漠感。《城堡》(一九二六)從主人公K前往城堡的歷程,探索國家集體機制無時無刻掌控個人的關係,個人步履困難重重,面對城堡的暗影,一切身不由己顯得無能為力。卡夫卡雖運用象徵,但毫不抽象地批斥資本主義、國家集體主義對個人生命的壓制與扭曲。可見批判現實世界,「寫實」並非唯一的手法。從閱讀品味而言,這位文評家對卡夫卡「不可理解」,正如同他所推崇「最好的文學創作者鍾理和」之對杜氏充滿「偏見誤解」。杜氏著作至今,印證蘇聯解體,《附魔著》的群魔如今何在?極力推崇杜氏為其寫評的安德列‧紀德參觀蘇聯歸來大失所望,不也印證杜氏的文學不愧是天才的先覺預言!卡夫卡的小說對照後現代人的數位化、虛擬化、網路孤絕化,又是一個遠見的先知!這位文評家奉獻耕耘,企圖發現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精神可嘉。文評難免各有觀點,但不要忽略一位才具宏觀的作者,絕對有能力一邊批判現實,一邊內省形上生命,一面寫實,不礙另一面超現實,史坦貝克可以寫《大地的象徵》(一九三二),也可寫出《憤怒的葡萄》(一九三九),不是最佳明證嗎?強調台灣本土,未必要推崇寫實,誤解輕視現代主義。台灣文學對廿一世紀新展望,如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寫實的舊模式裡,還要如何追求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