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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錦連的詩作，簡捷、敏銳，充滿知性與感性的互攝。日文是他步入文學園地所熟悉操作的語言。近年來他移居高雄，較有機會向他請益，錦連總是自謙：「駕御中文非常艱辛，我的中文是一字一字慢慢刻出來的。」我總是很欣羨地對他說：「先生，你透過日文釋譯接觸世界文學的視野，比戰後出發的我們這一代，只能經由有限的中譯去理解，您是比我們佔盡得天獨厚的便宜。」幾天前錦連來電話，談話中我他向提及英國文學家薩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不到幾分鐘，錦連就唸出約翰生的生平大事，他說：書桌上放一本日文的袖珍本《外國人名事典》，隨手一翻就能檢索需要的資料。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著《約翰生傳》的濃縮本，雖有羅珞珈，莫洛夫合譯的中文本（志文出版社），但是有關世界文學資料的中文工具書，除了中譯的大英百科全書文學部份之外，台灣事實缺乏一部較完備的「世界文學辭典」。台灣缺少的文學相關工具書，譬如：「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列傳」、「台灣文學作家地圖」、「台灣詩人評傳」…等，這些缺憾多年來並未見到台灣的文學研究學界，以有系統的撰述編輯來加以彌補。相對的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工具書雖比台灣多，但是缺點是其編著觀點，往往奉「社會寫實主義批評的意識形態」，對文學作者下偏頗的論斷，讀者若無相當辨證能力，很容易被誤導。例如對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評為日本的“美”，都將隨戰敗投降而破滅，後期作品瘋狂煽動民族復仇主義，鼓吹武士道精神。「豐饒之海」，把反動而淫亂的貴族美化為追求純真愛情的正面人物，三島由紀夫公然反對進步群眾運動，反對共產主義，攻擊中國，一九七０年十一月他煽動軍隊武裝政變失敗，切腹自殺。約翰生雖有其保守與偏見，例如他認為燕麥：「在英格蘭餵馬，在蘇格蘭餵人」。對北不列顛人充滿鄙夷。（巧合的是寫約翰生傳的包斯威爾及協助約翰生編字典的助手有五位來自該地區）。他贊同對北美殖民地課稅，反對美國獨立，討厭盧騷。但是他獨立編纂《英文字典》（1747-1755），校訂《莎士比亞全集》（1756-1765），完成《英國詩人列傳》（1781），這些成就及功力，二百多年後的今天，對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仍具有鑑照的啟示。約翰生成為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文壇的祭酒，是憑藉其才華洋溢與深厚學養。十七歲時在他父親的書架上找到一套《佩脫拉克全集》（Petrarch 1304-1374義大利詩人），不是以翻閱瀏覽，而是認真精讀希臘作品：安拉克里昂（Anacreon570-480Ｂ.Ｃ希臘詩人擅寫情詩及飲酒歌）、希斯歐堤（Hesiod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約翰生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包斯威爾發現他在早年筆記和備忘錄中記載所閱讀的頁數，包括尤利匹底斯的「悲劇」（Euripides480？-406Ｂ.Ｃ希臘悲劇作家）、維吉爾的《伊利亞德》前六章（Virgil 70-19Ｂ.Ｃ羅馬詩人）、賀瑞斯的《詩的藝術》（Horace 65-8Ｂ.Ｃ羅馬詩人及諷刺家）、奧維德的《變形記》（Ovid 43Ｂ.Ｃ？-18Ａ.Ｄ羅馬詩人）、西奧克提斯（Theocritus 270Ｂ.Ｃ左右，希臘田園詩人）、朱文諾（Juvenal 60-140羅馬諷刺詩人）的十首諷刺詩。難怪當時牛津大學潘博諾學院院長亞當．史密斯博士，曾對包斯威爾：「約翰生是活人中書讀得最多的。」約翰生的成名作「倫敦」一首詩，彷朱文諾第三諷刺詩之作」和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題名為「一七三八年」的詩同一日出版，因此英國同時擁有朱文諾和賀瑞斯兩人復活的靈魂，文藝圈傳出：「我們有一個比波普更偉大的無名詩人。」波普多年來雄踞英國詩壇寶座而無敵手，由於「倫敦」一詩，波普以坦蕩的胸懷，關注讚美約翰生的文采。約翰生早年因經濟因窘中輟生牛津大學的學業，後來由於《英文字典》獲頒榮譽文學碩士，英王喬治三世優禮文人，賜他每年三百鎊恩俸，並獲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台灣許多研究文學的學者，在台灣一向不重視文學教育的環境下，先天不足，缺乏世界文學的薰習與教養，有些中文學者轉型研究台灣文學所選擇的作者標的，其實是不待他大肆撰述報告，有實力用心的讀者，也能一目了然，何需浪費生命去研究那些一看門面就知其並無深邃堂奧的作者呢？專攻外文的學者較理解世界文學的價值，可是往往患了瞧不起台灣本土文化的偏見，不願意運用其外文專長，將台灣文學無可取代的獨特性，透過外譯向世界推介，或取法約翰生的精神，合力編一部功德無量的「世界文學辭典」。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由民間在學院外努力完成。台灣文學研究學界卻普遍著眼於升等論文，不願與世界文學接軌，用心致心於「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評傳」、「簡明台灣文學索引」、「台灣文學書目彙編」…等奠基的工作，寧願去配合媒體炒文學的短線為所謂「台灣文學經典」選拔背書，台灣的學界可能還需要向約翰生借鏡子，學習他深厚的學養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生命動能。至於能否才情縱橫，那也只好聽天由命，無可勉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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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淡水真理大學台灣第一所台灣文學系舉辦「鍾肇政文學會議」，並頒給鍾先生「台灣文學家牛津獎」。五天後，國立成功大學在校慶日頒授葉石濤先生「榮譽文學博士」，並宣示成大將於明年成立國際第一所「台灣文學研究所」。頒贈典禮上某位致賀辭者的發言有這麼一句話：「從此台灣文學不再難登大雅之堂。」這句話到底是台灣文學的榮耀？或悲哀？當然一九二Ｏ年代發軔的台灣新文學迄今，歷史上所有台灣作家一切的努力與奮鬥，其成就不待任何外在的肯定，早已凜然矗立，其風采不須任何外加的掖揚，早已自然發光，自成典型。台灣新文學運動戰前走過大日本皇民化，戰後五十餘年走出大中國沙文主義迷思，從曾經是「日本文學」的一部分「外地文學」；「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邊陲文學」，到如今企圖形成自明主體的台灣文學。這些逆境中的一關關衝決，台灣的學院一次次都是缺席了（近年來致力台灣文學研究的少數學者除外）。如今學院對台灣文學的初步肯定，算是「遲來的正義」嗎？「遲來」是確定！「正義」則未必然！「正義」在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的講法是指注疏、解說、詮釋，對台灣文學不甚了解的舊有中國文學研究者，究竟會用怎樣的觀念、意識、角度「正義」台灣文學？真正能否帶給台灣文學「正義」，實在令人擔憂！當政治、經濟都朝向「台灣優先」、「台灣第一」發展，文化運動思潮解放衝擊呈現「台灣主體」時，學院應具有的開風氣之先，前瞻未來的理想還在昏睡嗎？真理大學、成大算是學院沉睡群中的覺醒者，長年昏睡要如可纔能睜開亮眼？最基本的先從各院校的通識課程教材著手，各校可將歷年校友在文學創作、研究領域上有成就者的作品，選入教材，例如台大選白先勇、王禎和、王文興……，東海選許達然、楊牧……，師範學院選七等生、黃春明、葉笛、郭楓、黃樹根……，成大選張良澤、舞鶴、張恒豪、張德本、許素蘭、王麗華……。各校將該校設立的地方相關文學作家的作品選入教材，例如成大可選台灣超現實主義詩人楊熾昌、小說家葉石濤、散文家趙雲等作品，暨南大學可選巫永福、張文環、陳千武、岩上……等作品，彰師大可選賴和、林亨泰、錦連、宋澤萊、林雙不……等作品，清華可選吳濁流、龍瑛宗、陳秀喜……等作品，通識教材依此兩項要領編選，目的在樹立各校獨特的文學認同傳統，同時兼顧學院與地方社區的互動，達到文學平實生活化的目標。沉睡群要如何纔能起床開步走？就是全台灣每個學院都要設有「台灣文學系」，師資除現有勝任者外，不足部分大可延請台灣作家，掙脫學位聘用制度瓶頸，駐校開課。各校圖書館要完備典藏台灣文學家作品資料文獻。中山大學設在西子灣依山濱海，海潮溼度鹽分變化，不利理工儀器設備，腹地狹小不便發展為完全大學，不如將理工部分學系與高雄第一科大合併，商學部份學系併入高雄大學，原址可改創為「台灣文化大學。」做為台灣文學的一分子，回顧即將跨越世紀的台灣新文化運動，二Ｏ年代開創時期，曾受愛爾蘭獨立成功的啟蒙，最近台灣研究愛爾蘭文學識見精卓的台大學者吳潛誠教授英年早逝，他的著作《航向愛爾蘭》與《島嶼巡航 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企圖以愛爾蘭的文藝復興啟發台灣的文藝復興，台灣的歷史命運處境艱難遠超過愛爾蘭，借鏡愛爾蘭，試煉台灣，大概都不為世紀未台灣的大部分大學生所感興趣，台灣前輩作家龍瑛宗今年九月二十六日逝世，龍瑛宗不能廣被可以為莫文蔚、郭富城瘋狂的台灣大學生所知，這是台灣教育的無知，學院到此還要繼續昏睡嗎？該醒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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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理和曾在日記裡表示：「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不喜歡的作家。他作品的誇張、矯情、不健全、不真實，令人不生好感，他寫的東西和我們的生活很少關係。他不關心地上的生活。我們是否過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關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接著鐘氏以讀到毛姆所著杜氏的傳記，使他放心於自己對杜氏的看法。南台灣有位文評家，曾在台北某文學營講堂上，陳述他在大學讀到卡夫卡等現代主義系列作家作品時並不能充分理解，直到接觸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等台灣作家，才猛然領悟這些作品是最好最感人的文學。杜氏第一部小說《窮人》（一八四五），受果戈里倡導自然派影響，深化俄國文學中「小人物」的主題，揭示社會的貧富對立，富於人道寫實精神，對窮困者顯示出同情。被舊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奠基者別林斯基稱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改革後，杜氏雖然傾向保皇的斯拉夫派，但在《罪與罰》（一八六六）中仍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犯罪的社會根源。《附魔者》（一八七二）發表對革命運動的攻擊，使杜氏被打入反動陣營。晚年杜氏發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八八Ｏ），可說是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小說中卡拉馬助夫．費道爾被象徵為帝俄的舊社會，三個兒子長子德米特里、次子伊凡、幼子阿萊沙及私生子斯麥爾加可夫，分別指涉革命前舊俄社會所瀰漫的不同思潮及價值觀，無神論、神愛至上論、虛無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小說最後斯麥爾加可夫弒父費道爾，在象徵層面上可說預言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杜氏的《罪與罰》批判資本主義、《附魔著》批判共產革命、《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則是挖掘俄國心理深度的鄉土小說。高爾基說過：「杜思妥也夫斯基無可爭辯，毫無疑問地是天才，但這是我們一個凶惡的天才。」尼采稱杜氏：「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甚至比發見斯湯達爾尤有過之。」如此看來顯然鍾理和不喜歡杜氏可說是充滿偏見誤解。卡夫卡的《蛻變》（一九一二），透過推銷員變蟲的荒誕情節，表現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際的異化現象。人變蟲前，一人收入維持四口之家親熱相處，一旦變形即遭到家人嫌惡，熱度頓時冷卻成冰，工業世界人失去掙錢職能，就失去生命條件。充分顯現命運的災難、孤獨、冷漠感。《城堡》（一九二六）從主人公Ｋ前往城堡的歷程，探索國家集體機制無時無刻掌控個人的關係，個人步履困難重重，面對城堡的暗影，一切身不由己顯得無能為力。卡夫卡雖運用象徵，但毫不抽象地批斥資本主義、國家集體主義對個人生命的壓制與扭曲。可見批判現實世界，「寫實」並非唯一的手法。從閱讀品味而言，這位文評家對卡夫卡「不可理解」，正如同他所推崇「最好的文學創作者鍾理和」之對杜氏充滿「偏見誤解」。杜氏著作至今，印證蘇聯解體，《附魔著》的群魔如今何在？極力推崇杜氏為其寫評的安德列‧紀德參觀蘇聯歸來大失所望，不也印證杜氏的文學不愧是天才的先覺預言！卡夫卡的小說對照後現代人的數位化、虛擬化、網路孤絕化，又是一個遠見的先知！這位文評家奉獻耕耘，企圖發現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精神可嘉。文評難免各有觀點，但不要忽略一位才具宏觀的作者，絕對有能力一邊批判現實，一邊內省形上生命，一面寫實，不礙另一面超現實，史坦貝克可以寫《大地的象徵》（一九三二），也可寫出《憤怒的葡萄》（一九三九），不是最佳明證嗎？強調台灣本土，未必要推崇寫實，誤解輕視現代主義。台灣文學對廿一世紀新展望，如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寫實的舊模式裡，還要如何追求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