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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懂與不懂,經常成為藝術史上爭論不休的課題。人類發現的智慧,往往受制於時空等條件的瓶頸,大多難免侷限於以管窺天的困境。宗教界對天體論「太陽中心說」的逼害,是天文科學不夠昌明,以及地球至上、宗教至高的謬執所致。

雨果的劇作「侯拿尼」(Hernani)首演於1830年,這是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文學運動上的政變。雨果在「克倫威爾」(Cromwell)一劇的序言中,認為基督教把人區分為靈魂和肉體,靈魂相當於崇高,肉體相當於怪異,為了完整,戲劇必須兩者並蓄,所以悲劇喜劇不該劃分,時間空間的統一要廢棄。在此之前藝術被分為許多部門彼此互不相涉,每一部門都有其嚴格的規範,並選取應模仿的對象與表現方法,作品批判的基準以「趣味」為主。浪漫主義主張藝術家有權創作適合自我才能的形式,以藝術的自由及讀者的交感共鳴取代「趣味」,做為批判的基準。由此可見浪漫主義的特徵是多樣性、相對性,藝術是進化發展的,並非一成不變,藝術家的氣質同一時期也會有多種表現。

當然靈魂是否崇高?肉體是否怪異?如今已非常混淆難以釐清。情色有可能崇高化,靈魂也可能低俗腐敗僵化。但是浪漫主義以降,對藝術自由的解放與寬容,已經善盡一切藝術前衛開創精神母親的角色。沒有浪漫主義就沒有現代與解構的未來精神。

台南「新生態藝術環境」週年座談會中,授畫者P君擔任兩個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執行長,他說:「現在我們基金會只要看不懂、聽不懂的活動,就不舉辦!」座談主持人S君專門研究台灣美術史,當場附和說:「為甚麼聽西方交響樂不管聽懂不懂,一定要那麼正襟危坐,難道不能像看京戲一樣,看到精彩處,就當下鼓掌叫好呢?」S君曾任某市文化局長,他可能沒弄清楚西方交響樂和中國京戲,在藝術形式與本質上,是兩種截然相異的類型,欣賞與解讀方法各殊,不能相提並論,交響樂和京戲各自有獨特的演繹系統。P君大師式的固執,不屑「替代空間」展出的畫作,及一切裝置理念的實驗。簡單說:「大師正以其僵化鞏固地位。」浪漫主義時代西方的工藝美術品,是P君建議其大資本東家美術館競標購藏的項目。但浪漫主義真正的精神,顯然被P君忽略了!他可能無法理解保羅‧紀庸(Paul Guillaume)蒐藏方向側重普法戰後五十年來法國現代藝術,刻意對抗法國傳統官方美術館典藏的遠見與魄力。

浪漫主義的主張相對於古典主義的規範,規範是不懂浪漫的。浪漫是曲線的蛇,一掙脫規範的樊籠,曲折的行徑,危險不明,令人有不可捉摸的危機感,新藝術精神的吊詭,就是從不規則的危機張力中確立的。P君與S君的名位與識見,終究是難以大開闔的自限!

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藝術如果是抽象的鬼神,一時間的「不懂」,不也應該給予「存而不論」的空間嗎?畢竟人類自知「懂」的侷限,僅有釋迦牟尼所說的手中的樹葉一丁點,而「不懂」的部分卻如樹林的葉子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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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學家川端康成一生提拔的作家不少,川端的原稿和遺物中,有二十四封寫給北條民雄的書信,北條民雄出生於一九一四年,小學畢業就在東京讀初中夜間部,白天在「日立」工廠做工。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曾回故鄉德島縣那賀郡結婚,第二年因癩病發作而結束婚姻生活,在絕望中幾度自殺未遂,這時北條開始迷上川端康成的作品,曾多次寫好信想寄給川端,卻一直沒寄出,有時還特地在川端家附近徘徊流連。北條民雄把入院的體驗寫成小說「一星期」,附了信寄給川端康成,請他指教,川端讀完稿子便給他回信鼓勵說:「要使現實生活過得有意義,只有創作。」北條獲得簡短回信,欣喜不已,從此利用病房角落醉心寫作。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號的「文學界」,刊載北條的作品「間木老人」,川端寫信給北條說:「正如我最初所說的,這是一篇很優秀的作品,我的話是絕對不錯的,我預祝你,不把世間文壇放在心上,認真地寫下去請照自己的意志寫下去吧!這篇作品已獲得好評,橫光利一還讚美說,它是應該獲得芥川獎的。其他還有許多同仁都讚不絕口,但是我倒希望你別把這些話聽進耳裡,文壇的事,最好別去關心它,每個月出版的雜誌也別去讀它,只要多看古今東西方的名著,並把眼光放在這些作品中和你自己的真實上。你的才能是可以的,我保證,發表的事,也可交給我。」川端還交代北條:「不管怎樣別為報刊的約稿而寫,守住真正為志趣而寫的習慣,這樣對文學及同好者都是尊貴的存在,要多讀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歌聽等人的作品,別看一般文壇上的小說。」在川端的鼓勵下,瀕臨死亡的北條民雄,竟然忘記死亡,埋首寫作完成「生命的初夜」,獲得「文學界獎」。沒有川端的鼓勵,就沒有北條慧星般短暫閃耀的文學生命。(以上參照余阿勳譯介)川端康成認為才能,自己的真實、世界文學經典的吸收,是作家真正的涵養。歌德在一八二七年曾談到「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觀念,並強調全球文學融合一體的時代已經來臨,他說:「我喜歡觀摩外國作品,也奉勸大家都這樣做。當今之世,談國家文學已經沒多大意義,世界文學紀元肇生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現在,人人都應盡其本分,促其早日兌現。」歌聽認為文學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而不是區域性的活動,所以文學人不宜劃地自限,侷促於單一語文領域或孤立的地理環境中,例如德國人不可只閱讀德國文學,英國人不應只欣賞英文作品,人人都應從世界優秀的經典作品中自我完成文學教育,何況天下最優秀的作品,未必全出於自己同胞之手。(以上參照吳潛誠文)歌德與川端,兩位經典作家,古今輝映所指涉的境界同然。在台灣印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的出版社,因週轉不靈而倒閉,全集乏人問津,在舊書店最便宜一本賣台幣十元。台灣的中文教育缺乏對世界文學的訓練與瞭解,中學生只認識選進教科書裡的文學作品,並將之奉為模範,部分被選進教科書的作家,也自我陶醉認定自己的作品已成為經典,他們似乎從不自覺作品之所以選進教科書是因為淺顯,易讀、易學、易解、易教,教科書的對象是普遍的初學國民,假使編選太深奧、太繁複、架構太龐大的作品,恐怕會難倒教學的老師們!教師在養成教育歷程中,缺乏世界文學經典的教養,他們憑甚麼教學?寫作的人不讀世界經典大有人在,他們憑甚麼創新?文學評論學者不讀世界文學經典,他們憑甚麼批評研究?教學、寫作、評論的衡準如果沒有世界規格,終究經不起度量。因此台灣有文學評論者會強調「文學比本土還重要」,也有文學評論者死守寫實主義,誤解排斥現代主義,奉土地、人民、歷史為神主牌。兩者之間為此還死纏爛打浪費筆墨做無謂的爭辯。連學術會議上,也經常出現寫實與現代,本土與世界對立的論述。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往事追憶錄》中的「史旺之路」,一端是通往一位中產知識分子的莊園,普魯斯特在此獲得美學、藝術的薰陶與品味,往另一端是通往故鄉田野的美景,作者從時光、季節、景物的變化體悟土地與生命之美,作者雖運用意識流的手法,但是表達探索的是自我生命與鄉土的反省。「史旺之路」可說是普魯斯特的生命形構之路,經由此路徑,透視其世界觀照,「史旺」是本土,也是文學,是普魯斯特的歷史,也是世界經驗無可取代的一部分。如果瞭解這些,就能品味世界文學經典的真髓,以上偏狹的詰難與喧嘩不都可以避免了嗎?如果連這些都不能體會,還要繼續聒噪所謂的「文學評論」,亂「搞」文學,那也實在夠庸擾無趣了!這不禁令人想起猶太裔美國籍作家以撒.辛格說他為何為兒童寫作,第一理由是,「兒童只是讀書,不讀評論。他們對批評家毫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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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錦連的詩作,簡捷、敏銳,充滿知性與感性的互攝。日文是他步入文學園地所熟悉操作的語言。近年來他移居高雄,較有機會向他請益,錦連總是自謙:「駕御中文非常艱辛,我的中文是一字一字慢慢刻出來的。」我總是很欣羨地對他說:「先生,你透過日文釋譯接觸世界文學的視野,比戰後出發的我們這一代,只能經由有限的中譯去理解,您是比我們佔盡得天獨厚的便宜。」幾天前錦連來電話,談話中我他向提及英國文學家薩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不到幾分鐘,錦連就唸出約翰生的生平大事,他說:書桌上放一本日文的袖珍本《外國人名事典》,隨手一翻就能檢索需要的資料。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著《約翰生傳》的濃縮本,雖有羅珞珈,莫洛夫合譯的中文本(志文出版社),但是有關世界文學資料的中文工具書,除了中譯的大英百科全書文學部份之外,台灣事實缺乏一部較完備的「世界文學辭典」。台灣缺少的文學相關工具書,譬如:「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列傳」、「台灣文學作家地圖」、「台灣詩人評傳」等,這些缺憾多年來並未見到台灣的文學研究學界,以有系統的撰述編輯來加以彌補。相對的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工具書雖比台灣多,但是缺點是其編著觀點,往往奉「社會寫實主義批評的意識形態」,對文學作者下偏頗的論斷,讀者若無相當辨證能力,很容易被誤導。例如對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評為日本的“美”,都將隨戰敗投降而破滅,後期作品瘋狂煽動民族復仇主義,鼓吹武士道精神。「豐饒之海」,把反動而淫亂的貴族美化為追求純真愛情的正面人物,三島由紀夫公然反對進步群眾運動,反對共產主義,攻擊中國,一九七0年十一月他煽動軍隊武裝政變失敗,切腹自殺。約翰生雖有其保守與偏見,例如他認為燕麥:「在英格蘭餵馬,在蘇格蘭餵人」。對北不列顛人充滿鄙夷。(巧合的是寫約翰生傳的包斯威爾及協助約翰生編字典的助手有五位來自該地區)。他贊同對北美殖民地課稅,反對美國獨立,討厭盧騷。但是他獨立編纂《英文字典》1747-1755,校訂《莎士比亞全集》1756-1765,完成《英國詩人列傳》(1781),這些成就及功力,二百多年後的今天,對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仍具有鑑照的啟示。約翰生成為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文壇的祭酒,是憑藉其才華洋溢與深厚學養。十七歲時在他父親的書架上找到一套《佩脫拉克全集》(Petrarch 1304-1374義大利詩人),不是以翻閱瀏覽,而是認真精讀希臘作品:安拉克里昂(Anacreon570-480.希臘詩人擅寫情詩及飲酒歌)、希斯歐堤(Hesiod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約翰生精通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包斯威爾發現他在早年筆記和備忘錄中記載所閱讀的頁數,包括尤利匹底斯的「悲劇」(Euripides480-406.希臘悲劇作家)、維吉爾的《伊利亞德》前六章(Virgil 70-19.羅馬詩人)、賀瑞斯的《詩的藝術》(Horace 65-8.羅馬詩人及諷刺家)、奧維德的《變形記》(Ovid 43.C?-18.羅馬詩人)、西奧克提斯(Theocritus 270.左右,希臘田園詩人)、朱文諾(Juvenal 60-140羅馬諷刺詩人)的十首諷刺詩。難怪當時牛津大學潘博諾學院院長亞當.史密斯博士,曾對包斯威爾:「約翰生是活人中書讀得最多的。」約翰生的成名作「倫敦」一首詩,彷朱文諾第三諷刺詩之作」和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題名為「一七三八年」的詩同一日出版,因此英國同時擁有朱文諾和賀瑞斯兩人復活的靈魂,文藝圈傳出:「我們有一個比波普更偉大的無名詩人。」波普多年來雄踞英國詩壇寶座而無敵手,由於「倫敦」一詩,波普以坦蕩的胸懷,關注讚美約翰生的文采。約翰生早年因經濟因窘中輟生牛津大學的學業,後來由於《英文字典》獲頒榮譽文學碩士,英王喬治三世優禮文人,賜他每年三百鎊恩俸,並獲牛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台灣許多研究文學的學者,在台灣一向不重視文學教育的環境下,先天不足,缺乏世界文學的薰習與教養,有些中文學者轉型研究台灣文學所選擇的作者標的,其實是不待他大肆撰述報告,有實力用心的讀者,也能一目了然,何需浪費生命去研究那些一看門面就知其並無深邃堂奧的作者呢?專攻外文的學者較理解世界文學的價值,可是往往患了瞧不起台灣本土文化的偏見,不願意運用其外文專長,將台灣文學無可取代的獨特性,透過外譯向世界推介,或取法約翰生的精神,合力編一部功德無量的「世界文學辭典」。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由民間在學院外努力完成。台灣文學研究學界卻普遍著眼於升等論文,不願與世界文學接軌,用心致心於「台灣文學辭典」、「台灣作家評傳」、「簡明台灣文學索引」、「台灣文學書目彙編」等奠基的工作,寧願去配合媒體炒文學的短線為所謂「台灣文學經典」選拔背書,台灣的學界可能還需要向約翰生借鏡子,學習他深厚的學養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生命動能。至於能否才情縱橫,那也只好聽天由命,無可勉強了!